人才外流是好事？

世界银行关于我国人才外流的报告报道：截至2010年，大约有100万马来西亚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人才。这些人才大多集中在新加坡、澳洲、汶莱、美国以及英国。而仅仅新加坡这个邻国，就吸引了其中54%的马来西亚人才。世界银行资深经济专家认为，马来西亚在过去20年里流失了大量的高知识及技术人才，造成这些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据说是马来西亚的就业前景欠佳、社会不公以及薪水太低。

根据资料显示，世界银行的统计，在每10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马来西亚人当中，就有2个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或者新加坡工作，流向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在过去的20年里增加了近三倍。世界银行发布的题为“马来西亚经济观察：人才外流”的报告中就指出，在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情况下，马来西亚人才外流已经呈现出了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由于这些外流人才流失所造成的真空没有得到有效的填补，导致马来西亚人力资源素质受到严重损害。据资料显示：近年来有60%涌入马来西亚的人只拥有小学教育程度，甚至更低，而马来西亚的专才人数自2004年起已经下降了25%。

鑑於我國人才流失問題日益嚴重，我国政府也意识到其严重性，开始設立了人才機構，目标当然是为了要招攬滯留在海外的大馬人回國，以及吸引外國人來大馬服务，參與政府的經濟轉型計劃，協助重振國家經濟。人才機構推出兩個方案：一個是向外國人和前公民提供長期居留證，另一个是吸引海外專家回流計劃，特別是通過類似低稅率等獎掖措施，吸引海外大馬專業 人士回流。然而，看来政府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中的理想目标。

就这个问题，首相就说，人才外流不一定是負面的，反之可視為一個國家的潛能。他是針對世界銀行这份指大馬人才高度外流及人才機構的應對措施的報告說，人才外流不一定是負面的事情，尤其是在吸引在外國的大馬專才回流，及建立網絡向外國宣傳大馬的物品與服務这方面，他反而认为，根據世界銀行報告的說法，在原籍國與目的地之間的知識轉移，將提昇一個國家的科藝領域及穩定的商業網絡，以及刺激經貿與外資。当然，谁都会认同，让外国培训的专才在回国后，确实可以提升我国各领域的层次，也等于是在捡便宜，问题却在于，这些人才，愿不愿意回来。让人质疑的是，精明的首相有没有象潘健成的那种亲身的体会，顾虑到出走后的人才，是否愿意回来参与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回来的专才是否有面对许多人为的为难？

潘健成也是一位“出走”的专才。他出生在雪蘭莪州的適耕莊，是全球第一个USB快閃記憶體（Flash）單晶片研發者,。他改寫了世界儲存資料的历史，研發了现时非常流行的隨身储存碟（Pen Drive）。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他也认为，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人才“出走”不见得是坏事，重点在于出走后的人才，是否愿意回来参与国家的发展。

人才出走后要不要回来，那就必须追根究底，探讨究竟为什么这些出走者不回来？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这些专才宁可离乡背井，远离亲人到一个人地两生疏的地方奋斗？志必得证券的研究主管冯廷秀指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缺乏精英以留住和培养本地人才，仍然是最突出的障碍之一。他说，政府推行的“广泛目标”制度扭曲了优秀人才的教育机会，进而将这些优秀人才送给外国后，他们也不可能再返回。以一个非常实在的例子来说，没有人不会同意在中国大陆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华文华语将成为世界最实惠的用语，而存在我国的独立中学体制，就是能够培育出通晓中华文化的优秀人才。培育这些通晓中华文化的人才只有百利并无一害，问题就在，政府拒绝了这些人才的实际价值，导致很多优秀的人才外流到新加坡，也有的选择到台湾或中国发展，追根究底就是独中统考文凭不获我国政府承认，政府没有提供升学的机会，让这些人才选择留在国内，日后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在别无选择之下，只好离乡背井到国外去。

谁都会同意，如果政府能够重视这些人才，承认统考文凭，把独立中学纳入主流教育体系，全面给予协助与发展，采取惟才是用的制度，这些优秀的学子肯定会选择留在国内求学，在毕业后肯定会因为饮水思源，感激政府的栽培，留在国内服务，人才的外流也可以避免进一步恶化了。

(刊登于《南洋商报》19-8-2011星期五言论版《直曲是非》栏)

大笨珍峰腾庙

早期的华社核心组织是庙宇。先贤飘洋过海南渡，来到一个既陌生又生疏，且举目无亲的地方开辟新天地，总要先在当地建庙。这是因为先贤们希望藉着从家乡携带过来神明的护佑，可以让远离家乡浪迹异乡国土者可以求保平安，另一方面，也可以藉着神庙的存在来联络人在异乡，却有着血地缘性亲谊来自家乡的乡亲，可以相互照料关注，在生活上互相扶持。

历史学家们发现，华社移民社会的雏形，就是先从有了庙宇，然后再创设会馆，接着才开办学校，以家庭为基础，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这就是华社在我国形成的过程。而神庙里面供奉的神明，往往又能够区别当地居民是属于那一方言群的人士居多。从这方面，可以得到的结论的是庙宇并不单纯只是为了提供宗教膜拜场所，相反的有着敦睦在异乡生活的族群，团结互助与保卫群体，形成宛如一个小型的社会。也即如此，许多研究史实者都会从民间庙宇着手，而许多史实也确实隐藏于地方古老的庙宇里。

因此，早期先辈们创设神庙的意义显然的不全然只是宗教场所，实际上早已逐渐发展成为特定团体为达到政治目的应用工具。就经济的角度而言，神庙应隶属于服务业的类别。在文化上，则是功利思想的缩影。于是，庙宇的民间信仰，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具有华人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它在先贤移民开发侨居地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在当地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峰腾庙是大笨珍最古老的庙宇，据所寻获资料显示，相信该庙是建于1893年或更早，庙龄确已超过百年，历史非常悠久。可是让人遗憾的是，庙内所存的资料不多，不能进一步说明该庙的详细历史。本文撰写时曾访问过本地让人敬仰已达耄耋之年九十高龄的耆宿郭可誉先生，以及陈玟达、陈贵祥、郭成坚与郑爱迪等人，可惜所获资料不多，唯从庙内悬挂的匾额上题字显示，该庙确实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究竟峰腾庙确实是在那一年创立，其创设目的是什么，由何人创办？由于无法寻获资料，也因为德高望重的长辈多不在人世，无法获得口头叙述，因此仍然是一个谜。辈份最崇高的耆宿郭可誉先生也因年岁过高无法记忆，因此也只能以推断来揣测，并希望能因而起着抛砖引玉的效应，可以把这座古庙的历史准确的记录下来。

峰腾庙的庙名从何而来，似乎已无法考察。在道教的庙宇里，有一对联“天着霞衣迎日出，峰腾云海占月浮”，或许与峰腾庙有关。此联是赵朴初所题，上联描绘日出之景。满天朝霞，五彩纷披，在迎接冉冉上升的红日。下联刻画云海之景，谓山峦在云海中奔腾，峰尖有如小舟，起伏荡漾。描绘非常形象化，也非常的生动。至于峰腾庙是不是出自此对联，仰或是当时先辈追思家乡的意念，就无可考察了。

峰腾庙在巴力依不拉钦有一片坟地，称为“广福义塚山”，其旁小路被命名为“Lorong Hong Teng”，顾名思义显然是“峰腾巷”的释音。而这片从大笨珍河岸延伸至巴力依不拉钦路，葬有约90座来自闽粤两省的先民，年代较久者是几座志有“丁卯年”“民国十六年”字样的墓石，显然是在1927年下葬者，迄今也已有80多年之久了。根据坟冢是从河岸旁开始向内延伸，说明了坟场的存在比巴力依不拉钦路的开发更长久。这片义山自1972年封山后就不再使用，而峰腾庙的理事会，每年清明节的前一天，以及中元节七月十四日，都会到义山做春秋两祭。

 

 从“广福义塚山”的名称看来，峰腾庙确实当年闽粤两省的先民所创设。大笨珍与邻近的居民以闽南人与潮州人居多，也足可让人推断峰腾庙是由闽南与潮州先贤所创办。从该庙每年都热烈的庆祝元宵节，更可以进一步推断峰腾庙应该是由潮籍先贤所创。峰腾庙内供奉的主神是大伯公，其两侧为关帝公与观世音。让人比较好奇的是，一般上供奉大伯公的庙宇都以“宫”来称呼，都叫“伯公宫”（方言），而峰腾庙供奉大伯公却以“庙”为名；再者，一般上大伯公穿戴都以员外衣帽，峰腾庙的大伯公金身却头戴王冠，显然是王爷的装扮，其原因看来将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团了。

                   

      

如今坐落于大路旁，与培群独立中学隔邻的峰腾庙，除了每年进行春秋两祭的膜拜，每年的元宵节与农历十月十五日的谢港，也都举行膜拜仪式，让当地的居民，本外埠的善男信女参与，非常的热闹。除此之外，该庙也提供了安置灵位的场所，方便安置往生者的灵位。目前，峰腾庙正积极的筹募重建基金，建设大伯公庙与聚德堂骨灰阁，预计建设需款项叁百万令吉。在新庙落成后，相信必定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标，也必定成为当地一个华社凝集力量的团结因素，为当地的华社文化与传统做出一定的贡献。

大笨珍史实

笨珍 (Pontian) 这个名称据说是从 Perhentian （停留站）这个字眼转变而来的。这个名称的来源，与古代群居龟咯的海盗有关。据说，小笨珍河与大笨珍河在古时候是马六甲海峡上，骑劫来往商船海盗群的停泊站。这些海盗有来自峇里尼 (Balini)、素鲁 (Sulu)、西亚旦(Siatan)、吉山 (Kesang)及武吉斯 (Bugis) 的部落。他们往往在海上风浪太大的时候，或者需要补给的时候，就会停留在大笨珍河口，或者是小笨珍河口，于是，海盗们就把这两个地方称为“大停留站”(Perhentian Besar)与“小停留站”(Perhentian Kechil)。由于发音的关系，久而久之，就成为今天的Pontian Besar （大笨珍）与Pontian Kechil（小笨珍）了。

大笨珍的开埠史有几个版本，根据阿都拉钦阿都拉 (Abd. Rahim Abdullah) 所撰写的《笨珍历史》(Serjarah Pontian Dalam Nadi)记载，在数百年前，香蕉屿与笨珍的陆地是非常的靠近，近到连公鸡啼叫的声音也可以清楚听到，可是由于地质的侵蚀，如今这个岛屿已经离开陆地约12海里之远了。据说，香蕉屿是彭古鲁玫南(Penghulu Merdang) 在大约180年前开垦的。其时，当时岛上的村民大部分是种植稻米与水果，时至如今，香蕉屿的芒果还是让人念念不忘。

彭古鲁玫南逝世后，其子嗣峇素 (Basok) 成为地方上的领袖且迁移到大笨珍。其实笨珍早在1878年，由一个来自新加坡的阿拉伯商人，赛默哈末阿沙哈(Syed Mohamed Alsagoff)在获得柔佛州苏丹赠赐从龟咯到大笨珍河口，一共6万英亩的土地后，到来开垦。所以，当峇素来到的时候，大笨珍已经有很多人来过，只是还没有人居住。到了1907年，哈芝哈山敏哥里斯 (Haji Hassan bin Koris) 才在这里开垦。其时大笨珍还是一个充满野兽的沼泽地带，在他的勤奋与努力之下，大笨珍才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过后，他与来自新加坡的头家们签订，把大笨珍出厂的土产收集后售卖给他们。于是，在公元1908年1月23日，第一艘从新加坡到来收集诸如椰干、胶片等土产的船只，开始往来两地，运载土产与人客。而在同一天内，一座指引船只航行的灯塔也被建立起来。

当时到来的船只不能直接驶进还不够宽阔的大笨珍河，于是舯舡就被用来运载货物，往返大笨珍河上。也就因为这样，大笨珍开始被建设起来，尤其是大笨珍河的右岸，开始建其许多屋子。这种以木柱插入沼泽地带来建筑的屋子可以防潮水所带来的灾害。到了1930年，通往小笨珍的马路被修建起来，一切的货运开始从船运改为罗里运输。笨珍的第一间警察局，就是建于1914年位于现在大笨珍公共工程局 (Barek JKR) 的旧址。在这之前，警察局是设在龟咯。

大笨珍的元老，备受尊重的耆宿郭可誉先生是在1930年时来到了大笨珍。他在追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当时大笨珍桥还是一座军用半铁半木的桥梁，当汽车经过时总要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响。此时，大笨珍已经建有廿多间店屋，而过了桥的另一端也已经有屋子。学校是建在靠近桥边的地方，是一幢两层楼的木板锌屋顶的建筑物，大约建于1927年2月间，过后才迁移到现址。

当时马路已经可以通往小笨珍，巴士车也开始川行大笨珍与小笨珍两地。在这之前，马路还没有修建时，所有的交通必须依赖小型的火轮船川行于大笨珍、小笨珍以及龟咯一带。这些小轮船除了载客之外，也负责运载土产货物等。是时大笨珍河比较宽阔，小笨珍河就比较狭窄，这些川行各地的小客轮可以让一百多个人搭乘，会在各地的码头靠岸。大笨珍河当时，还不时会看到鳄鱼在河内游，后来这些出没的鳄鱼被马来人猎杀了。

笨珍县内的道路，鲜少有以华人先贤的名字来命名。市中心培群小学前的张江水街 (Jalan Teo Kang Sui)，是纪念当年献地予小学的先贤张江水先生。大柴路也有一小巷以李秘先生的名字命名，叫着李秘巷 (Lorong Lee Pee), 而在水池路也有一条巷叫着李秘巷 (Lorong Li Pee)。两条同样名字的小巷，就不知道是否是根据同样一位李秘先生的名字来命名。在大笨珍，沿着巴力依不拉钦路 (Jalan Parit Ibrahim)，就有两条巷子，都以华人名字来命名。这两条巷子是峰腾巷 (Lorong Hong Teng)与陈兴利巷 (Lorong Tan Heng Lee)。这两条巷都是现任峰腾庙理事会财政陈玟达为了纪念峰腾庙与其祖父陈兴利而向政府申请。

 

陈玟达先生令先祖严陈兴利先生是大笨珍当地著名侨领，也是一名地主，祖籍潮安，迁来大笨珍时就落足并定居于陈兴利巷的现址，以“金利发”为店号，经营土产生意，收买椰干与槟榔等农作物。陈老先生生前也是一位热心的慈善家，曾经赞助当地大同学校购置校地，其义举被志录于大同学校目前仍然保留着的一座校产碑志上。

大笨珍镇现在已成为一个朴素的鱼村，居民分散群居于大笨珍桥的两端。地方上拥有一所小学，就是历史悠久的大同华小，而由于小笨珍的发展逐渐向北移进，大笨珍也开始被带动逐渐繁荣起来。在大笨珍桥的南端，住宅花园区的建设让越来越多的居民涌入，而培群独立中学与斯里国民中学，还有一所国民小学，也致使当地的交通开始繁忙。

比较之下，桥的另一端就比较沉寂与朴实，左边整排的木板屋，屋后经常会因为海浪的冲击而可能造成坍塌，且每年必须维修，让村民们担心。再过去就是土著居民的村落，俗称“海番村”，住在村里的是浅海的土著居民。

随着时代的进步，也随着小笨珍的迅速发展，大笨珍的发展也如火如荼，成为一个热闹的市镇，相信只是指日可待的事。

北干那那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华校

众所周知，北干那那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经过了两次的浩劫：1942年日本南侵的3年8个月灾难，以及战后黑区与紧急法令的移民政策，邻近周遭居民被逼迁入新村范围内。结果，在这两次的灾难中，由于在战争中被摧毁，或是因移民政策被搬迁，北干那那区内共有八间学校，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学校单位是文教机构，在保留校史方面，通常校方都会保留得相当完整。然而，那些在日本南侵战争中被毁掉，战后或因没有复办，或是与其他学校合并，或是自行停办的学校，就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另一方面，因为英国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而实施的移民政策，设立了北干那那新村，造成一些周遭的学校因合并或迁移而消失，也让这些学校的记录与文献，都化为乌有，荡然无存。这对于研究北干那那近代史，以及撰写笨珍史实者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损失。对于哪些创校先贤的付出跟贡献，也非常的不公平。这些消失了的学校，所有的记录或毁于战火的蹂躏，或因无人打理收藏而被丢弃，或因日久虫蛀及不受重视而毁掉。现在要还原这些历史，恐怕只有依靠老一辈的口述历史了，而且日子越长久，就会因为老一辈的逝世而不容易找到，且会因为日子长久，记忆模糊而与事实有差距。

    北干那那是1948-1960年间政府实施紧急法令时设立的新村，把周遭从34碑开始到24碑所有居住在芭地里的农耕民，一律迁移到新村内。在这之前，邻近一带的华人都散居于附近的园丘与芭地里，以耕种为生。为了让这些农耕民的子弟能够接受基本教育，许多设备简陋的学校纷纷设立起来。战后或因为战火的蹂躏，以及因为英殖民地政府实施移民法令，征用四周土地来迁移及安置受影响的村民，不得不陆续停办，并合倂在目前的育民学校或是侨民学校。这些消失了的学校计有：培华学校、崇实学校、平民学校、南强学校、华侨学校、育华学校、启蒙学校，以及育民学校前身的中华学校。中华学校是北干那那侨领在战后复办被战火破坏的华侨学校及南强学校，设在沙哇路日军所建的黄梨酿酒厂内，改称中华的学校。过后因为英殖民地政府实施移民法令，建设北干那那新村，把邻近村民从偏远地带迁移到固定范围，移民部遂划定现址为新校址，并拨款4万元作为兴建新校舍部分经费。中华学校爰迁至现址，定名为育民学校。如今育民学校一分为二，育民一校现在是笨珍县规模最大，是本区村民引以为荣，拥有一千多名学生的学府。

    战前在离开笨珍市区约3英哩的34碑，设在一位人称“成基姆”园地附近，有一间培华学校。这间已不存在的学校，当年是由张亚细、柯亚松，以及矮阿看所创设的。这间引战争被彻底毁掉的学校，战后就已经荡然无存。目前，与这间消失了的学校同名的华校，坐落于龟咯路的南峇村，在1945年创办，至于是否是从34碑迁移过来，就有待考察了。

    规模比较大，设在路旁的是33碑的崇实学校。这间也已经不存在的学校是建于当地殷商来伯的园地上。主事人据说是柯声科、柯声合及阿来。据知，崇实学校的校名，还是由陈兆清所取及撰写者。当然时至今日，学校早已不存在，而邻近地区这些停办的学校，不是合倂在育民学校，就是归纳在目前35碑，由王令贤先生联合陈永求与苏看有，在1947年创立的侨民学校。

    设于32碑巴力雪兰莪的启蒙学校，建于是时沈明兴住宅的附近，由陈兆祥、沈古成、沈来兴及沈溪等人主事。过了北干那那那的29碑，是另外一间由一对夫妇合创的育华学校，设于当地大伯公庙后的芭地。这对夫妇在日本南侵时，不幸被日军杀害。这两间学校停办后，也跟上述两间学校一样，被合併到育民学校跟侨民学校。龟咯附近的咸水港村，目前还有一间也称为启蒙的学校，唯这间华小历史悠久，创办于1927年，当然与32碑巴力雪兰莪的启蒙学校没有牵连。

    华小是延续我中华文化的场所，保存每间华校的史实，不论是还存在还是已消失都是华社一项珍贵的资产，后代明鉴及追根究底的源头，应予于还原及保存，这是作者寻根问底，撰写本文的原意。

北干那那称为新村的由来

        北干那那位于纬度1° 31’ 12”，经度103° 31’ 11” ，距离笨珍16公里，处于面积约11,965公顷的巫金彭加兰与日郎峇都(Mukim Pengkalan/ Jeram Batu)范围内，面积约859.7公顷，人口约15,000，是我国最大的新村之一。北干那那距离新山27英哩（约43公里），因此北干那那也被称为27碑。由于所出产的黄梨曾经占我国总出产量的绝大部分，致使我国名列世界黄梨第三大出产国，因此在实施移民政策，把周遭的村民移进新村时，就把本来称为27碑的新村，命名为北干那那，意为黄梨之乡。

         北干那那新村是1950年，英殖民政府采用为对付马共的移民政策，而根据毕礼斯策略（Briggs Plan），设立了452个新村，用来迁移及集中约束散居于芭地里被殖民地政府称为“垦耕者”（squatters）农民的时候而设立的。Squatters其实真正的含义是非法占据政府或私人土地的垦耕者。19世纪初，殖民地政府需要大量的矿工与胶工，而在松弛的移民法令以及家乡生活困苦的推动下，大量的华人涌入马来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4 - 1918年），由于局面动荡不安及不稳定，很多华族同胞失业或被遣送回去，但大部分都留下来开垦，成为殖民地政府所指的“垦耕者”。

         在当时英殖民地的时代，所有的土地都由州行政机关来管理，土地转让尤其是转让予华族非常不容易，于是出现了所谓的TOL：临时居住准证(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se)。拥有者必须每年更新申请，这种准证制度，今天还存在着。后来到了1918年战后，虽然行情有些改变，可是接下来的经济不景气，导致失业率攀高，然而人口却继续增加，到了1940年时，垦耕者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5万人。

         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南侵马来亚，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才正式投降，马来亚的人民渡过了3年8个月苦难的日子。其时，早已经在1930年4月间在瓜拉庇劳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MCP），在抗日期间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协助盟军对抗日军。在这段时期，马来亚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沦陷后的马来亚，华人是遭受日军残酷对待的族 群。为了反抗日军的残暴，滥杀无辜，抢夺财物、迫害、侮辱、杀害甚至奸杀，很多华人选择加入游击队及较有组织和规模的马共所组成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向日军开战并抵抗日军的侵入。日军杀害行动引起华裔对日本人更进一步的憎恨，有些甚至进入森林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攻击在马来亚及新加坡展开大屠杀的日军。另外一些华裔居民则避开搬迁至偏僻乡区安居。垦耕者的人数也因此大量增加。在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期，抗日军得到一些华裔垦耕者供应食用品，医药，情报的支持，一些村民甚至加入成为抗日成员。

         日军投降后，英军于8月重回马来亚，恢复殖民统治，国家经济渐入佳境，大约100,000名垦耕者又搬回原地居住及复职。另外一些垦耕者却认为耕种更能带 来盈利，于是继续在森林地带偏远的芭地上耕种。马共受到英殖民政府承认成为合法政党，开始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其影响力迅速的在民间蔓延，尤其是在各工会的组织里，更是如燎原野火。然而马共的斗争目标是要摆脱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在马来半岛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或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反殖民主义的行动，导致在1947与1948年时，英政府采取压制工会运动的行动。而在其时，全国的垦耕者的数目超过了30万人，散居在偏远的芭地里。

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马共转入地下武装对抗，英殖民地政府于是在6月18日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在这段时期，马共在森林里进行游击战。到了1950年，马共活动变本加厉，更进一步的威胁英殖民政府的地位。1950年3月，毕礼斯将军（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被委任为行动主任，负责草拟剿马共计划。他认为要对付马共威胁的唯一途径便是把垦耕者移殖到新村，切断马共所能得到的供给。于是他拟出“毕礼斯策略”（Briggs Plan），把散居在森林边缘及偏远地区的村民，全部移居集中在新村里。英殖民联邦政府与马华合作，在 1950年至1954年期间，总共建立了数百个新村，也移殖了接近50万的村民。到了今天，根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还有450个新村，根据2002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新村里的人口达1百25万，占华族总人口的21%。Ulu Bendol新村已不存在，而巴西富地(Pasir Putih)则已经被怡保市接管，不再是新村。

英殖民地政府在落实“毕礼斯策略”时，以高压的方式，强硬将居住在偏远地带的华裔居民集体迁移到被规划的新村地带，以便切断马共的供应线。于是，大量的乡区居民被迫放放弃家园以及离开赖以为生的耕地及胶园而被逼迁入“集中营”似的新村。当局把这些新村规范成一排排，一列列，有的屋地较宽，有的则鳞次栉比，然后 再用铁刺网把全村团团围住，四周设有碉堡式的哨战，进出口处有检查站，高高堆起沙包，以防马共偷袭。在这段期间内，“毕礼斯策略”以军警的强硬作风，在村民怨声载道声中雷厉风行地推行，在3年内（1950年6月至1952年12月）完成了绝大部分的迁移计划，这就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搬迁，华人新村也因此而诞生。北干那那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诞生，成为笨珍县内唯一的新村，是我国最大新村之一。

“毕礼斯策略”采取两个策略：迁移(Relocation)与重组合(Regroupment)，同时援引下列的原则：设立的新村必须在大路或主要交通道路上，‚必须考虑到日后居民的经济来源因素，ƒ新村内的一英亩土地内不得规范超过6间屋子，„被移居者必须在不超过2到3英哩范围内拥有土地，…被移居的园丘工人工作地点不得超过2英哩。

被规范的新村有下列各特点：新村内的屋子都是木屋，锌板屋顶。‚村内都是红泥路。ƒ村外四周用铁丝网围绕起来，村前村后各有一个栅门供出入，也方便军警的检查。„村民的粮食受到以粮票制度的管制，一些新村村民甚至要吃“大锅饭”。…村民耕种地点与时间受到限制，栅门在早上6点开放，下午6点关闭。†村民外出耕作时，只可以携带10根香烟及食水，不得携带食物与药物。‡出栅门时须接受军警与警卫队的检查。ˆ村民来造访的亲戚，必须向道路代表呈报，填具表格，并将一张记录卡展示于墙上。‰粮食的配给，每个星期成年人可以获得5斤的米粮，女人4斤，12岁以下的小孩3斤。

目前，柔佛州还有84个新村，其中11个在新山县、古来县9个、峇株吧辖县13个、丰盛港3个、昔加末县13个、居銮县12个、蔴坡县19个、哥打丁宜县3个。笨珍县只有一个，就是北干那那。

时至今日，新村已经脱离以往的形象，尤其是北干那那，在前马华总会长，我国前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斯里黄家定、道道地地本村人的黄日昇副部长、郑文贵村长、林敬和县议员及吴荣祥县议员的配合下，以打造一个更美好北干那那为目标，如今的北干那那新村经已是一个民生设备齐全，繁荣及发展的市镇，更是笨珍县内最大的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