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对待各类小学

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在为人民力量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回应人民力量党主席达能迪仁要求政府资援淡小，将它从半津贴转成全津贴的要求时说，政府已开始在一些遴选的小学落实这项政策，但要完全改变政策须视乎政府的能力。 

副首相的这番话，重新掀起了华社对于半津贴与全津贴学校的关注，这是因为只有华小与淡小是属于所谓的半津贴学校，而教育部则是以校地拥有权来区分半津贴与全津贴学校。

长久以来，华小的建设与发展绝大部分都靠华社的募捐，许多学校因为没有得到教育部的资助，无能力维修而被迫转而向华社求助；以致曾经发生有学校因为遭白蚁蛀蚀而楼板崩塌，导致伤亡事故。

不久之前，某些华小还因为还不起水电费而面对断水断电的窘境，相信这些都变成华社对于华小属于半津贴学校的困惑。而这些存在很久的困惑必定会因为没有获得有关方面的关注而继续发酵，久而久之乃逐渐演变成为不满。

反对将校产主权交教部

说是困惑，一点也没有错。教总就强调，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都是属于教育部管辖的学校，都是为国家培育人才，而且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获得明文保障；因此，教育部必须公平对待和发展所有的学校。可是却被区分为半津贴与全津贴。

因此，教总才会吁请慕尤丁遵从教育法令的规定，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的学校，给予公平合理的拨款，而不是继续对这些学校加以区别，并给予差别的待遇，以推诿教育部必须为政府资助学校发展所应承担的责任。 

相信很多家长与华社关心华小者都会感到困惑，既然华小也都属于教育部管辖的教育机构，都在主流教育源流中，为何要将学校区分为半津贴与全津贴？说明原由，不就是华小的校地主权属于董事会，而教育部则规定要成为全津贴学校，就必须把校地拥有权献予政府，同时不能再有董事会的存在，这也等于说，把学校产业与主权，全部移交给教育部。这也就是有关当局经常说的，要将半津贴学校转去全津贴学校的条件。 

没分“全津”或“半津”

教总在一篇文告里说，虽然遭到华社反对，但一直以来，教育部都根据校地拥有权来把学校区分成“全津学校”和“半津学校”的类别，并给予不同的待遇，这不但制造了一些学校，特别是华小和淡小只能够获得政府给予部份津贴的假象，并以似是而非的理由，企图合理化这项不公平不合理的措施。

教总也指出：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只有政府学校、政府资助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分类，而没有所谓的‘全津学校’和‘半津学校’的存在。

根据教育法令，不管是政府学校或政府资助学校，都有权获得政府的拨款来发展学校，包括建校、扩建校舍、维修、购买软硬体设备和其他相关的行政开销，教育法令根本没有以校地拥有权来作为分配拨款的依据。 

教总说，半津贴与全津贴的区分，都是教育部的官员自行根据校地主权来区分，这些官员把‘政府学校’视为等同于‘全津贴学校’，而‘政府资助学校’就是‘半津贴学校’，并根据这个分类剥夺了政府资助学校所应享有公平拨款的权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这种区别确实给人一种不公平的感觉，相信首相与副首相也察觉到这一点而有意彻底的解决。如果要确实落实一个真正以民为主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政府就应该在这时候在这方面表现出其诚意，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所小学，而不是在落实把半津贴学校转为全津贴学校时，还必须根据遴选或是以特定的条件来挑选。

(刊登于2011年9月23日星期五《南洋商报》言论版《焦点论衡》栏) 

任人唯贤制度

新加坡前总理、前国务资政及前内阁资政李光耀与我国的前首相敦马一样，不时喜欢发表一些论调。

两位都是政坛的耄耋，退而不休，对局势经常忍不住轧上一脚，有时候他们发表的言论确实是当头棒喝，有时候却让人不以为然，甚至是怀疑那些偏激的言论，怎样会从经验丰富的政坛领袖口中冒出来？

故 不论有人认为敦马的言论比较倾向受情绪，以及个人爱恶的影响，或者是认为李老的言论有刻意挑 起问题的用意，抑或是认为某些言论似乎有搅局的疑问，无可否认的是，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政坛老手对一些局势的看法与分析，确实有独到之处，偶尔也有一针见 血的见解，也有拍案叫绝的论调。

狮城人均GDP是大马五倍

就 拿最近李老在南洋理工大学与南大学生举行对话会时说，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取得比邻国更高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因为整个社会都支持任人唯贤的制度，就让人刮目相看了。他引述世界银行的数据说，新加坡1965年的人均GDP只是512美元 （1525令吉），2010年时却已超过4万3000美元（12万8140令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数据显示，新加坡2010年的人均GDP是马来西亚 的五倍，印尼的14倍。

这是新加坡一个骄人的成就，而佳绩却是来自任人唯贤的制度，那就值得我们在羡慕之余，也要三思 了。尤其是正当世界大学排名榜出炉之际，我们忘了以前的排名名次，而对于这次能跻身前200名之内感到沾沾自喜时，听听出自一位在国际上享有非常崇高威望 的政坛耄耋所发出的言论，以我个人的刍见，这不啻是当头棒喝，也可以当作是响起的警钟。

偏离唯贤制会退步

李老说，一旦新加坡偏离任人唯贤制度，表现就会退步，这确实是一针见血的言论。

以我国的局势来说， 政府已察觉到人才外流是一项负面的效应，不利我国的政经发展，加上大量合法与非法外劳的涌入，改变了我们社会的结构，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所以，政府现在开始想方设法要让人才回流。

华社也应该开始察觉到华裔人口的锐降，与其他友族的比率的差距显然越来越大。

提升水平塑立品牌

虽 然有人认为这不是问题，无须否认，这种落差对于社会结构不平衡所带来的效果，对华社与华裔子 弟，是会有不理想的负面效应。华裔人口的大量减产，是人才外流的效应，还是移民浪潮的波及，抑或是现代社会风气的影响，年轻人不愿多生育？这就有赖专家学 者去研究，也值得华社与华基政党正视。

要提升大学的排名有种种方法，不过，提升学术成绩、表现、竞争力与校风，应该是品牌的保证，也是让我国大学能扬名国际，确实做到提升到国际水准的做法。只要学术水准与表现特出，就能提升竞争能力，塑立品牌，让我国大学扬名国际，排名自然自动提升。

而要做到这点，我国首相推崇的绩效指标，就应该包含了任人唯贤制度，而且不应该只落得一个讲字，应该确实在每一个角落落实。

(刊登于21-9-2011星期三《南洋商报》《言论版》天窗亮话栏)

应否立法子女赡养父母？

我国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所进行的第四次大马人口及家庭研究显示，大马有逾50万名年迈 双亲从未获得孩子的金钱供养。与此同时，我国人口中240万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63万6千461人或约占26%，属于这类让该局列入称为“不健 康”的家庭。也即是说，有多达近三成的老人，没有得到孩子的赡养或照顾。

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副总监（政策）安兹里多西甘地说，这种现象的会出现的因素，可能包括了现 时生活水平的提升、孩子的生活困苦、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不和睦，及孩子忽视他们对父母的责任。他说，该局也发现，60%老年人是过着自己独立的生活，通过储 蓄或投资基金过日子，另有28%的老年人却被逼必须工作来养活自己。

关注陪伴供养双亲

调查结果也发现， 62%的老年人拥有少过500令吉的收入，这显示了这些老年人在缺乏孩子供养下，是不容易过活的。这位副总监也说，有28%的父母承认孩子有供养，但是数 个月一次，还有部份则是通过提供食品供养他们。总结这次的调查报告，他认为，孩子是应该关注老年的父母，而且应该提供金钱及抽出时间来陪伴他们。

这个调查研究的发表说明了我国还有很多为人子女者是完全不理会，也不照顾年老的双亲。而这个问 题显然的必定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同时把责任抛回给政府，加重了有关当局的社会负担。在我国国民年龄逐渐老化而迈入老年社会时，这项课题让人关注，也引伸 出让人关怀的话题：我国政府是否应该立法让子女赡养父母？

未设乐龄福利制度

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立法“赡养父母”的国家。1995年时，新加坡的国会就通过了《赡养父母 法令》。在这个法令下，没有遵守《赡养父母法》被控上法庭的子女，一旦罪 名成立，可面对罚款1万新元或判处1年有期徒刑的惩罚。据说，该国的赡养父母仲裁庭在法令生效的首半年内，便接获了152宗由父母要求子女赡养的申请。

中国大陆的《婚姻法》中也有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该义务为法定义务，是不能免除的，且每个人的义务内容同等，但是在履行上要以赡养人的实际能力为限，由赡养人与被赡养人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解决的，则由人民法院认定。

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也曾经促请我国政府应该慎重考虑制定法律，以规定孩子奉养父母。之前律师公会 法律改革委员会主席拉玛洁旺曾经说过，基于马来西亚人民正朝向城市化生活，整个社会结构倾向于小家庭，导致大家庭愈来愈少，很多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日渐 疏远，加上我国没有实行有如欧洲国家推行的乐龄福利制度，因此大部分的乐龄人士在失去收入后就没有能力供养自己，而需要依赖孩子。

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周美芬却认为，我国目前不宜仿效邻国制定赡养父母法令，以避免 破坏父母亲及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她说，相反地，政府必须以更具人性及人道的角度，解决乐龄人士遭孩子遗弃的问题，包括推广妇女部举办的亲子培训课程等。 她也认为，孩子遗弃父母不仅仅是为人子女单方面的问题。

华人向来以养儿防老，这个概念显然现时已经不管用了。虽然如此，孝道终归是中华传统美德，而孝亲敬老，也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价值观。华人以孝为首，强调尊老爱幼，照顾年老的双亲，不管是因为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不好，还是父母疏于养育儿女，还是天经地义。

人人惧怕法律裁制

双亲的养育恩情浩大如海洋，亲子血缘的密切，不可能完全被切断。父母对儿女的恩情重如山，所谓 鸦反哺，羊跪乳。连乌鸦也知道反哺，羊羔也会跪奶，做人之本，自该孝敬父母，照顾赡养父母，天经地义。然而，一种米养百种人，难保众生之中不会有忘恩负义 之辈，不会有忘记父母养育恩之徒。

我赞同立法规定必须赡养父母亲，因为环顾我们的社会，重视金钱比亲情更甚的人比比皆是，在一些 人的心目中，礼义廉耻与孝亲敬老，还是比不上孔方兄，恩情与良心，怎会比利与阿堵物的重要。有了法律的约束，纵然是视礼仪与亲情如草芥的人，也会惧怕法律 的制裁，从而让年老的父母生活有所保障，能有安逸的晚年。

(刊登于2011年9月18日星期日《南洋商报》言论版《焦点论衡》栏)

华社的历史

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在出席关丹永春会馆39周年联欢庆宴上曾经如此说过：有关华社的历史记载，多年来都未能达致公平、合理和“对得起华社历史真貌”的论述，他期望各造据理力争，确保这些历史今后得以还原与平衡，勿让一小撮存有种族极端思维的所谓“历史学者”来定论。


他强调，要探讨与评议“国家历史”这个大课题，应从民间各层面做起；尤其是在保持历史真实面和清晰度方面，通过群众共识和影响力来断定，总好过让一小撮存有种族极端思维的所谓历史学者或学家来论述。


这 位华总总会长认为，对先辈优良典范的尊敬、推崇、学习与发扬，对团体，以至社会和国家都一样 重要，包括各族在内的历史，都必须非常明确的记载与确认，代代贯彻，以认清历史真貌，在以史为鉴的意识形态下继续传承。他也说，精彩厚实的历史，必可同样 丰富组织、民族与国家人文、文化和素养。


保存史实还原历史


我 非常同意方总会长的意见，尤其是他认为要确保华社历史的还原与平衡；我更同意方总会长所说， 保存史实，应从民间各层面做起。华人移居来东南亚，尤其是移民来我国，已经是很早的事。从姚枬著的《马来亚华侨史纲要》一书中可以读到，自唐代末叶以迄五 代，华人流寓印尼苏岛者已很多，散居马来半岛者，也为数不少。华人自称为唐人就是一项口传证据，证明了华人的移民或许是始于唐代，甚至更早。


防被刻意篡改史实
然 而，《马来亚华侨史》的作者维特巴素博士则认为，14世纪马六甲王国成立后，华人的移居是会 比较规模化，而在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华人才存有永久居留的意念。但是截至17世纪，华人在马六甲的人口也不过三四百名。然而，由于这些史实由 于没有系统性的纪录，加上清末民初时革命的浪潮，不容许许多历史纪录的存在而被无意或刻意的毁掉，结果就只剩下推测与口传的历史而已。


华人移民社会时的骨干来自神庙文化，后来延伸至乡团会馆组织，接着是创办学校。通过这些神庙、乡团会馆与学校，华社扎根在这片土地里，我们才得以开枝散叶，茁壮成长。


于是，许多先贤南来移民的史实，走过的艰辛年代，挨过刻苦的岁月，前辈先贤披荆斩棘，篳路藍縷，历劫沧桑，竭诚奋斗，辛勤的开垦拓荒，协助我国在建国过程中，把一个个蛮烟瘴雨的炎荒，开拓为繁荣昌盛的城镇。


这些史实，如果没有被记录起来，或者被人有意存心篡改，或者刻意遗漏放弃，对曾经呕心沥血的前辈先贤，对历史的真实性都非常的不公道。本来这些史实都会有意与无意中被遗留在神庙、乡团会馆或是学校里。


然而，在战争的蹂躏，岁月的摧残中，这些历史纪录就被不幸被毁掉了。今天，许多史学家研究史实时，依然会到神庙会馆或学校内，甚至到坟山去找一些蛛丝马迹。


先辈为国贡献实证
过 去已矣未来却仍可追。过去的倘若能够当然也应该尽量去追回，今后的工作华社除了通过各种管 道，据理力争，把华社的历史纳入国家历史主流中，民间团体也要扮演监督的角色，防止有心人士刻意通过各种无良行径来篡改华社史实，避免华社历史因为让一小 撮存有种族极端思维的所谓历史学者或学家来论述而被有意篡改消除。


除此之外，民间团体也应该把正在发生的经过，以及过去先辈的奋斗史，通过创设文化馆、图书馆、阅读中心，或是出版纪念特刊、定期刊物、会讯等，原原本本的记载下来，让真实的史实能够真诚地被保留下来。


同时，民间团体可以通过各项的座谈会、讲座会、研讨会、对话会或戏剧等活动，让年轻人参与而对先辈产生敬佩仰慕的心，通过激发年轻人的参与兴趣，来培养民间团体接班人。


通 过这类有意义的活动，让前辈先贤为国家社会付出的心血，对建国历程的贡献，能够还原呈现在国 人的眼前。而能够负起这个使命者，显然的莫不就是华社背脊的民间组织，也就是神庙、乡团会馆与学校了。今时今日科技进步神速，器材也唾手可得，民间团体应 该在履行贯彻本身宗旨时，也肩负起保存历史的任务。


我们都热爱这个国家，通过还原的史实，就能证实我们也为这个国家流过汗血，也曾经在建国历程中贡献过，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家乡。

(刊登于2-9-2011星期五《南洋商报》《言论版》《焦点论衡》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