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报章报道：世界銀行研究報告認為，我国大學的水平下滑及處於劣勢，主要是因為錄取標準的種族固打制及政治干預大學的管理。而新加坡却決策以研究為優先，英語為主要媒介及績效制的招生政策，结果讓新加坡國立大學成為一所成功、邁向“輝煌學術之路”的世界研究型大學。
这个研究报告对于我们都在揣摩我国大学排名为何逐渐退降之际，不啻解开了许多人心头上的猜测与疑问。这项由世界银行主导的研究報告据说也提到，我国中學生還未做好準備銜接大學教育。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大馬的教育系統強調死記硬背、順從及統一性，多過培養新穎及創意思維的學生。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马来亚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曾经让我国举国上下都感到自豪的一所大学，也曾经是一所闻名国际的学府，然而这些年来都因为在世界大学排名中跌出榜外而让人议论纷粉。今年马大一跃进入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排名榜中的第167名，比上一年的207名是进步了40名。这个跃进显然让很多人都感到兴奋，纷纷为马大可以进入排名200名以内而高兴，可是仍然落后邻国新加坡的国大的排名第28位，以及南洋理工大学的排名第58位。
排名在大学级的学府非常重要，不但关系到国际声誉，也与学术水准、行政管理与师资设备等息息相关。在马大跌出世界排名浪潮时接任，让马大重新挤入200大高等学府的校长高尔扎斯曼说，马大的目标是在2015年在QS世界、2020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辑，以及2025年上海交通世界排名中挤进世界100大。
这当然是个很好的目标，然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以实际的行动加上高瞻远瞩的愿景，而最先应该要克服的恐怕就是认真的找出下滑的原因。根据菲利普奥巴与加米尔沙米这两位学者主导的研究报告，在一篇比较马大与新加坡国大题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与马来亚大学：同一根源及不同路途”由马大前部门主任享娜慕西姬与新大创意研究学院教授王宝金负责研究的篇章中就提到，新加坡政府很早就意识到大学在经济永续成长上所扮演的角色，而相反的是，马来西亚在1969年513过后，就受到新经济政策与土著扶持政策的左右。
该篇章作者提到，这个政策除了提供土著更多奖学金，一些特别计划也开启了进入高教机构的方便之门，更在1983年以马来语取代了大学教育系统的英语。在这种以社会为目标的政策下，与新加坡的跟随经济成长需求而力求成为国际竞争力强大学的策略不同，马大把焦点放在内部，强调马来文以及新经济政策的社会目标作为优先的考量。显然的，两位作者都认为这也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伤害，破坏了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原因，也直接造成了一些华人与印度人才流失到以绩效为主国家的重要元素。
倘若我国的大学要力争上游，争取到国际的认可，进入世界100大，恢复旧日国际知名学府的声誉，那就必须摒弃一切可能防碍在国际上竞争力的负面元素，以首相倡导的“绩效为先”的理念，来落实招生以及行政管理。以绩效作为原则，不但可以提升我国高等学府的国际声誉，也必将让学术水准大幅度提升，同时为我国留下人才。
(刊登于30-12-2011《南洋商报》《言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