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留迹：美丰园的鍾柳士】

柔佛笨珍培群学校于1922年由先贤余英伟及熊東明所创立，唯多年来校史中也只提到余英伟，从来没有提过熊東明也是创办人之一，除此之外，次届的总理鍾柳士于1923年上任，一直连任至1929年，也鲜少在校史中被提及。总理就是目前董事长职位的称呼，熊東明与鍾柳士是培群创校年代的大功臣，为培群贡献良多，理应经常被提及，无奈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蹂躏，许多资料都毁于战火中，未能好好保存，致使两人的功绩也被历史洪流淹没，逐渐让人淡忘掉。

鍾柳士是潮州普宁人，自幼南来落足笨珍，曾在小笨珍与鍾亚三及鍾振来合资创设美丰、美丰栈，并在南峇剙设业丰，三门生意都在经营树胶雑貨，后来据推测应该是为了准备筹资向英殖民地政府购置一片约140英亩的芭地来开垦，因此于1922年退出上述三家生意。承顶的声明是刊登于1922年4月26日的《叻报》里，当时还邀请到潮籍僑领周大隆与吳娘珍两人到来见证。鍾柳士购置的这片芭地，就是后来被他开辟成为【美丰园】的黄梨种植芭。根据北干那那闻人鍾赋口述，【美丰芭】逐渐形成鍾姓族人群居的地方，他虽然是客家人，但也因为姓鍾，其父亲在该处购置了一片12英亩的芭地垦种，留居于美丰园里，他就是在美丰园出生。美丰园后来是在1950年英殖民地政府为对付马共而推行的【毕礼斯移民策略】，连同当时的廿二碑、廿八碑、卅一碑、而南槽、西洋港、蒲莱港、双溪武朗、青芭与水浸芭等小乡村，悉数被迁移到二十七碑的北干那那新村，而原来的村落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拆除，全部毁去。

当年来到笨珍开垦者许多都是潮籍人士，我在寻找熊東明资料时，一直误会他是客家人，曾到访笨珍一家熊姓家族查询也不得要领，后来我在一则【潮州风灾赈捐录三十六】的征信录中，看到小笨珍潮籍捐户中有鍾美豐及熊東明，才惊觉熊東明其实是潮州人。我也曾经写信给熊氏宗亲会查询熊東明资料，唯没有得到回应。1922年发生的汕头台风风灾维持了一个星期，狠扫菲律宾及中国广东一带，对于汕头一带的破坏，更是被中国气象局列为二十世纪十大气象灾害之首，估计当年汕头因台风而死亡的人数超过4万人。是时，南洋一带潮籍乡人纷纷发起赈灾行动，笨珍与龟咯一带多数潮人纷纷响应。鍾美豐也就是鍾柳士，他以美丰为生意商号，也常会用鍾美豐为其称呼，也跟熊東明及一批笨珍与龟咯的潮籍人，纷纷响应解囊捐助。

鍾柳士据说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却非常注重教育，他热心教育的程度，可以从他自1923年担任培群总理，一直到1929年止，1930年才换洪肇闪轮替，不过1931年他又回马担任回总理一职。根据鍾赋的口述，鍾柳士可能是在日本南侵，从笨珍北上北干那那大屠杀时，与其兄弟被日本兵杀害。唯是否如此，还有待考查。只是日本投降后光复时，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讯息了。

鍾柳士也热心公益，1936年蒋介石50寿辰，各界纷纷发起了【购机寿蒋】的筹款活动。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造访陈嘉庚，要求他组织全马来亚华侨，筹款购捐时价国币10万园的飞机一架予国民政府空军。当时柔佛华侨购机寿蒋会是由陈合吉担任主席，黄树芬为财政，而鍾柳士是被委为名誉会长，以协助筹款工作。过后，【购机寿蒋】委员会竟筹得130余万圆，购得英制飞机13架，赠予国民政府空军。同年潮州位于韩江西岸，素为潮州五邑生命财产的保障的北堤，因九江水流汇入韩江，洪流湍急汹涌波涛奔腾冲击，夹带沙土层层累积，年深月久，河床日高，导致崩堤泄洪，造成祸害，柔佛州八邑会馆乃发动筹款修筑北堤，鍾柳士是会员，也积极响应，足见他对于乡情之悬挂与关心情重。

1925年新山宽柔学校来笨珍演戏筹款，鍾柳士也积极投入协助筹款工作，他除了担任筹办委员会副会长一职之外，更亲自购买了价值25元的名誉卷，鍾氏出钱出力，视教育为己责，其重视教育事业的热忱可见一斑。对培群而言，他更是积极投入，培群1923年庆祝创校周年时，鍾柳士与周大隆就曾经在报章刊登贺词庆贺，贺词如下：【培植有日，羣材自出，天柱可擎，廊庙第一】。他对培群的爱护，显然不止这些，从他积极投身理事会中，策划及推行各种建设，说他是培群的大功臣之一，应该当之无愧。

对于社会公益，鍾柳士与周大隆在1923年时共同创立了龟咯小笨珍華僑农商公局，周大隆任总理，而鍾柳士任司理。这个華僑农商公局据推测就是后来在1933年由鍾柳士创立的笨珍中华商会的前身。龟咯小笨珍華僑农商公局于1923年12月3日成立，创立时的理事会有：正总理：周大隆、副总理：洪肇闪、正司理：鍾柳士、副司理李金粥、协理：颜成春、吳娘亭、陈桂钟、林湖君、陈振先、陈长盛、陈权民、赖文企、财政员：柯来君、查账员：许俊哲、柯新科、职员：吳成就、广兴当、林世元、吳心、邱笃、張万燧、吳六通、林同科、李赛来、李登科、陈保童、赖权成、陈水立、吳成、陈友德、張岁、李文祺、涂妈士、赖炳金、许炳钦、翁芝音、李佛送。从名表中可以看见，当年笨珍许多赫赫有名的僑领都是理事。

后来于1933年6月15日，鍾柳士乃在峇结街成立了笨珍中华商会，也就是现在的笨珍中华总商会的前身，到了1936年商会才搬迁到现址。在商业上，鍾柳士显然与周大隆是相当密切的伙伴，这可以从他与周大隆自1915年就开始合伙做生意了。1916年4月26日的《叻报》退受声明启事中，就列出他与周大隆、陈成山、松兴公司、滎隆公司、陈德禄等人在乙卯年（1915年）六月间成立了永义成公司。后来大概是为了要筹资购芭，在次年就退股了。周大隆与鍾柳士都是潮籍人，两人都种植黄梨，且两人都为培群学校贡献了不少的力量。从两人携手合作的关系中，大概可以推测两人是乡亲兼商业伙伴及好友。当年若不是日本南侵，两人对笨珍的社会及教育必定会有更大的贡献，历史必定会被改写。

撰写此篇《寻根留迹》，翻阅了好多年的旧报纸，也得到鍾赋、钟锡钦及鍾立鹏等的协助，多少提供一些资料，虽然资料不多，大略也可认识当年先贤的贡献，私下倒是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补充资料，尤其若能得到先贤们的玉照，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我会继续追寻更多先贤的资料，以便可以留下来让后辈缅怀、学习及遵循。（14-12-2020）

 【寻根留迹：培群學校创办人余英伟】

培群學校是在1922年由两位先贤，余英伟及熊東明创立的。培群的校友当然都知道，创校人是余英伟，然而余英伟是何许人，而为何在创办培群后的第二年就离职不再是培群的校长。这个谜团困扰了我很多年，一直到近日我在1923年6月的《叻报》中，读到了两则启事才恍然大悟。第一则启事是由五所學校联名，向余英伟先生致谢题名为《余英伟先生热心教育急公忘私之可风》的启事。现兹抄录如下：

“《余英伟先生热心教育急公忘私之可风》

先生大热心家也，数年来鉴祖国内乱频仍外交失败，于是慨然捐资兴学冀培人材以奠国本，所以本校命名之由来，实胚先生之至意，而先生又虑大厦一木难支，群策群力，众志成城，遂鼓吹多数资本家合力缔造，其中虽经许多之挫折若何之困难仍一往直前，百折不回得于此，最近五年间手剙荷柔两属五校斯，亦可谓当仁不让矣。

先生既醉心教育，屡解义劝，又历任义务教授，致少留意商场遂尔宣告破产焉，兹见校务就绪，执事得人拟趁此时机买舟言旋一省江东父老，考察学务情形则焉知将来祖国无量数之小學正专候这尊婆姐以催生乎，敝校等为先生荣归贺，并为此将来无量数之小學祝是为序。

荷属吉里文培本学校暨 鑑岡第二分校、山尾第一分校、毛呵第三分校

柔佛属小笨珍培群学校

民国十二年六月廿二日。“

启事内还附上一帧余英伟先生的电版照片，照片下面还注明先生是南安前坑人，可惜旧时的电版技术不佳，照片模糊不清。从这则启事中，得知余英伟先生是在1923年的6月离职。先生1922年11月17日才创立培群学校，次年就离职，前后才7个月，似乎是太快就离职，其中必有原因。启事内写的离职原因是先生要返归故里，除了省亲之外，也要考察学务，可是在前半段的启事中，却又说先生是致少留意商场，而导致破产，因此可以推测当时先生是涉及商业而经营不得法，后来失败告终，失意离去。从这则启事倒也可以知道，先生在来笨珍创立培群學校之前，已经在印尼创办了四所學校，他在五年之内创立了当时还属于荷兰殖民地的印尼吉里文培本學校，还有另外三所分校，即山尾第一分校、鑑岡第二分校、毛呵第三分校，最后才来到小笨珍，创立了培群学校。

我对吉里汶略有印象，因为培群独中林青赋董事长曾经把住在吉里汶岛的洪新文老师介绍给我认识。洪老师也是一名作家，他的笔名是渔夫，而他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创立了“育民三语学校”的贡献，让人钦佩，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也是一名献身教育事业的智者。据知，他就是培本学校的校友，曾经在培本学校修完小学课程。培群与培本都是先贤余英伟创立的，难怪洪新文老师会与笨珍培群独立中学那么有缘分，与林青赋董事长那么的深交，两人都献身教育，都是值得尊重的智者。据我所知，吉里汶岛是廖内群岛北部的一个岛屿，靠近苏门答腊的廖省，东北面隔着海洋就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余英伟先生后来也在1923年6月29日的《叻报》里刊登了一则《告别鸣谢》，回应及感谢五校的校董及亲朋戚友，内容如下：

“《余英伟告别鸣谢》

鄙人此次回国，蒙培群学校、培本学校、别三分校祝词登报并校董教务部摄影送暨及诸戚友馈遗饯别又荷 南洋电版公司李俊谟先生赠印电版像，弟愧无德，多蒙雅爱，殊深感戴，兹因船期近迫弗获逐一登门拜别，谨登报章鸣谢。

民国十二年六月廿六日。”

在五校联合向余英伟先生致谢的启事中有提及董教务部曾经摄影留念，可惜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蹂躏，这些照片早就荡然无存。启事中也说明先生的离职是因为破产，以及要回乡省亲同时考察教务，然而我在1924年10月3日的《新国民日报》里读到一则题名为《笨珍培群学校筹备双十节忙》的报导时，意外地发现文章里有一句《培群学校，创办至今，已过三年，前因用人不当，致校务日形坠落》而深感兴趣。这句报导带来了是什么的讯息？让我深感兴趣，于是我尝试翻阅从1922年11月开始至1923年12月共14个月的《叻报》与《新国民日报》，意图寻找一些有关的蛛丝马迹，还有另一位创办人熊東明的资料，可惜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讯息。熊東明的资料，除了知道他是潮籍人之外，从1923年开始就完全没有他的消息。按我的推测，余英伟先生是从印尼来到笨珍，在熊東明先生的协助下创办了培群学校，真实情况是否如此，还有待考察。至于那句《用人不当》带来什么讯息，还有熊東明先生的资料仍然会是我的寻根重点，我会继续寻根下去。（22-12-2020）

 【笨珍与北干那那的民众图书馆】

马来亚半岛在1948年被英国殖民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事统治，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由于马共大多数党员是华人，半岛上的华人就成为马共与英军武装斗争的牺牲者，当时很多华人被英军拘禁，或被驱逐出境，或被杀害。50年代时，英军甚至采用移民政策，把华人赶出原先居住的村子，将他们集中在新村里，再把原来住着的屋子放火烧掉，毁掉整个村庄。当时为了应对华人面对的这种恶劣处境，陈祯禄乃于1949年2月27日成立了马华公会①。

马华公会成立时陈祯禄是首任会长，义务秘书是杨旭龄，义务财政是邱德懿，政治青年妇女小组主任李孝式，宣传小组陈修信，社交慈善及文化小组委员会主席梁长龄①。而当时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通过中央教育委员会以及跟教师总会合作，处理一切有关华文教育的课题。为了杜绝民衆接触到左翼书刊，当时的政府乃开始设立民衆圖書館，表面是为了填补民衆阅读的空缺，满足华人维护民族文化的要求，实在的目的是管控人们的阅读选择与活动②。负责成立民衆圖書館者，就是马华公会社交慈善及文化小组委员会主席梁长龄，他就是后来民衆圖書館恊會的主席。

这些圖書館有的是设在政府献地所建的馆，有的设在新村的学校里，或是设在民衆会堂或党所内，而有关方面赋予民衆圖書館的角色是“推行星马教育”与“负起传播文化的任务” ②。于是，民衆圖書館开始在我国各角落纷纷成立，而到了1953年，图书馆协会乃发起成立，并于1955年3月正式注册。这个圖書館恊會的主任为梁长龄、秘书兼财政为温典光，两人均为马华公会文化组干部，最初，图书馆协会只在吉隆坡附近的新村设立若干图书馆作为试办性质，后来才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根据当时报章的资料，直至1958年，无论是人口稠密的市镇或是偏僻落后的乡区，在图书馆协会属下开设的图书馆：中文民众图书馆共有175间；马来文民众图书馆共有56间，共计231间，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③。

笨珍县当时也响应设立圖書館，据资料显示，笨珍县当时有两所民衆圖書館，笨珍民衆圖書館与北干那那民衆圖書館，两所圖書館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成立。两所圖書館皆迟至1957年才设立，笨珍圖書館是附设于马华公会内，并于当年年底移交予马青团管理。笨珍民衆圖書館是在1957年4月8日召开筹委会发表宣言征求会员时宣告成立，并于5月1日预先开放予公众人士，6月16日在报章上公布首届理事会，理事会主席为陈启壬，副主席林奕美、正总务蔡木火、副总务杨维心、财政曾祥铿、查账何国选、秘书陈茂荣。并于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每星期一至五，下午七时半至九时半，星期六休息，星期日上午9时至11时，下午7时半至9时半。该馆也同时聘请陈启壬为受薪管理员，月薪津贴30元。后林奕美辞去副主席职位，有黄应源接任。

陈启壬先生就是赫赫有名作曲填词的陈漫思，他谱曲作词的歌曲脍炙人口，一直传唱到今天，其中最受欢迎的有《往日的旧梦》、《寻梦园》、《静心等》、《蔓莉》、《马来姑娘》、《少女的春天》、《春天在你身旁》及《吸瓶梳打》等。他也是笨珍马华公会的元老之一，为多所社团学校的负责人。

五十年代的社会不如今天科技的进步，当时连电视都还没有出现，政府电流的供应也迟至60年代才出现，民衆一般上是依靠以干电池发电的收音机收听节目。然而当年的社会阅读风气仍然极盛，年轻一代思想都略为左倾，都会也喜欢阅读一些左翼书刊，于是阅读成为一种风气，而民衆圖書館的成立，确实受到当时年轻人的欢迎。笨珍马华马青当然也响应号召，就在1957年4月11日召开首次筹备会议，会议通过分发传单，委员个别征求，以及在电影戏院以幻灯片打广告来招收会员。会议也通过入馆基金为叻币一元，三个月一季的季捐叻币三元，同时也通过由蔡木火与陈启壬二人负责筹措经费。蔡木火局绅是当时马华公会的重要负责人，也是为笨珍社会贡献良多的社会闻人。

笨珍另一所民衆圖書館是在北干那那。北干那那民衆圖書館是在1957年6月16日正式由当时的县长志尉氏隆重开幕，当时还邀请了地方议会所有的议员、教师及社会人士。当年笨珍闻人黄衍扁太平局绅、南马黄梨经理兀士珉、柔佛州民衆圖書館巡视员黄波、新闻部的官员、副华民事務官李权洪、何启生、地方议会秘书丁力发、书记施祖德，还有300多圖書館会员踊跃出席，场面非常隆重热闹。北干那那民衆圖書館当时是全柔第21所民衆圖書館。该馆当时也选出首届职员，阵容为：主任陈光平、总务：刘汉垣、财政：何启生、交际：蓝若梅、秘书：施祖德。

北干那那民衆圖書館成立后非常活跃，同年立即发起献书运动，马上获得当地人士的热烈响应，献捐书籍达十多本，当时捐献者名表如下：黄晃明、郭祥志各约5元以上，陈成发、萧开宏、洪紹锐、謝秋莲、施祖德、郑芳校、黄坚荣各约五元，吳秋珍、盘昭全、周业其、盧弟光、罗廷浩等。除此之外，该图书馆也积极投入活动，组织康乐组、篮球队、乒乓队、羽球队及口琴队等等，还每年都举办春节联欢。成立那年，该图书馆的篮球队就与文律的乐友篮球队举办了一场友谊赛，同时更协助当地民众恊會筹建会所，还协助村民填写申请公民权的表格。该图书馆羽球队也曾派出馆员郑天使、谢汉年、罗廷浩三人代表，出席全马民众图书馆州际羽球锦标赛。

1957年底，该图书馆在华民事務官何启生的指导下，馆务蒸蒸日上，拥有300会员余名，同年选举新职员，阵容如下：正主席陈浩清、副主席黄晋欢、正总务杨邦果、副副总务张明海、财政谢汉年、文书施祖德、查账萧开宏及林沧海、宣传李金水、梁光华、康乐组主任曾文。那一年的12月1日更组团旅游笨珍香蕉屿，参加会员达百多人之多。香蕉屿是离笨珍岸边约12海里的一个小岛，岛上有灯塔，出产著名的芒果，是当年笨珍青年最喜欢旅游的地方。

1958年开始该图书馆每年都主办乒乓赛，次年4月间更隆重的举办了第二届的乒乓赛，邀请笨珍县长仄阿里到来颁奖，当时华人事務官曾祥祯、何启生，还有80多名馆员都踊跃出席，由该馆副主席的洪紹锐与康乐股主任蓝振强负责。接着在1961年的7月，该馆再接再厉举办了庆祝四周年纪念，邀请到笨珍南区村长、北干那那地方议会全体议员及民众舞狮团、青年俱樂部代表等出席。该馆主席洪紹锐在场欢迎包括地方议会主席李国旗、地方议会议员林祝、张明海、民众舞狮团主席陈文龙、青年俱樂部代表鍾桂扬等。到了1967年，该图书馆仍然是北干那那颇活跃的团体，并开办初级簿记班给有兴趣掌握簿记的青年参与课程。

到了70年代，民众图书馆的活动逐渐停顿下来，笨珍民众图书馆虽然不再活跃，却仍然附属于笨珍马华区会里，而北干那那民众图书馆却仍然一直活跃，到了2008年还改选了新届图书馆管理委员会，兹将那一年的委员会阵容超列如下：主席 吴敬贤、署理主席李子河、副主席黄顺强与张钰玲、秘书 陈爱薇、副秘书黄慧心、财政王康华、副财政沈姿廷、查账黄诗宜与 黄瑞虔。电脑组吴秋威、陈冠、李锦钦。分类组陈嘉彬、萧骏轩、冯俊瑞、张欣宜、胡依宁。美宣组黄慧园、林巧柔、李文璇。编辑组锺嘉文、陈惠贤、徐嘉羚、黄思敏、黄莉萍。场地组陈展丰、陈顺杰、吴岳秦④。

时至今日，3C产品盛行，阅读风气不再盛行，我曾在90年代担任笨珍文艺协会主席，当时在林过与张维民两人的协助下，也通过争取到国会议员的拨款而成立了一所图书馆，唯现在也不知道该图书馆是否仍然有操作。90年代时，笨珍颍川公会也曾经设立了一所图书馆，唯后来就沉寂下来。（2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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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华党史》

②庄华兴《冷战时期的民衆圖書館》

③《民衆圖書館的发展历程》

④郑文贵《白头阿贵》http://tayboonkwee.blogspot.com/2009/01/blog-post.html

【一本记录真实马共与政府军警战争的翻译书】

《天蝎座屠龙计划》这本书是我翻译自拿督梁炽和博士英文书《Scorpio on the Dragon’s Demise》。会翻译这本书主要是应学弟吴永成的嘱咐。吴永成学弟资助我出版了《浪拍笨珍》，又将此书的售卖连本带利悉数捐给了笨珍培群独立中学，因此，当他提出要我翻译《天蝎座屠龙计划》这本书，我考虑都不考虑，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我之前翻译过马来长篇小说，英文书倒是首次尝试，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挑战尝试。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的英文版本，已经再版了六次，是一本畅销书，而且内容是真真实实，写尽了当年马来亚第二次紧急状态政府军警与马共的战争。作者拿督梁炽和博士曾经是我国警方政治部第二号人物，他书中所写的全部是当年他经历过，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许多事件当年还是被列为机密不得公开的档案，梁博士在解禁后全都写进他的书里，这就让这本书显得更珍贵可读了。书名是梁博士自取的，显然他要强调的是他的对抗马共就是以他取名的天蝎座计划。

拿督梁博士一直想把他这本畅销书翻译成中文，可是一直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后来我才知道，曾经有人拿去要尝试翻译，却一两年过去后完全没有消息，让拿督梁博士非常失望，辗转之间，拿督梁博士寻求到吴永成学弟的协助。吴永成学弟对于我很爽快就答应下来感到很高兴，于是就安排我与拿督梁博士见面。我与博士讨论了一些细节，尤其是书中的一些过程，询问了一些问题，包括人名地名，就开始着手翻译。拿督梁博士当时就已经是87岁，过了3年的今天，他已经高寿90岁了。我用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翻译，过后我把翻译草本交给拿督梁博士，拿督梁博士找了许多相关人士仔细阅读过，也寻求一些前马共的协助，终于在修订了一些人名、地名及特殊名称之后，这本翻译书在2017年3月间付梓出版。 

这是一本由一名资深的高级警方人员把亲身经历过对抗马共的过程，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全部用真实的姓名与地名，记录每一件政府军警与马共的战争，很多还是警方的档案，其中就包括了泰马两国政府之间的情报合作、F部队的成立、与第六突击队的冲突、大龙行动计划、马来亚人民解放联盟、马共的暗杀小队、国家纪念碑被炸、霹雳州总警长被杀经过等等。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读到这些精彩的过程，有的让人心惊胆战，有的让人提心吊胆，看着军警从直升机以绳索降下马共营地，读着F部队的渗透，军警在森林里与马共的对抗，仿佛在观看一部惊悚影片。F部队是军警渗透马共阵营一股神秘的组织，一直是极端保密的组织，几年前才被解散，而成立F部队的，就是拿督梁博士本人。根据拿督梁博士说，能成功对付马共，F部队功不可没。

有兴趣拥有《天蝎座屠龙计划》者，可以通过私讯给我，每本书的售价是RM35，包邮费，还附送一本我自己写的书《玻璃屋》。《玻璃屋》是一本杂文集，内容包括了很多我早年所写的杂文、议论、典故、散文，甚至是一些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我读书的心得·，除此之外，我还把许多早年有纪念性的照片，也都放进了书内。这些照片中，有很多位是已经往生的文坛前辈，也有很多现在仍然活跃在文坛著名的作家，更有一些我参与的文教活动相片，算是记录了我这一辈子的一些事迹。由于这本书是得到《马来西亚嘉应属会联合会》的赞助出版，虽然每本售价RM 30，我仍然准备免费赠送给购买《天蝎座屠龙计划》的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请私讯我。（22-9-2020）

【马来亚首位女视学官锺敏璋】

【引：与我同辈份的洪来福宗亲吩咐我代寻找锺敏璋的资料，受到嘱托当然必须尽力，终于不负所望，找到一些关于锺敏璋女士的资料，今日与教育界几位前辈冯笃生校长、沈康福校长、邱名昆校长及张维民校长谈起，才知道原来锺敏璋女士是我国一位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她是我国首位女视学官，曾经是这几位教育界前辈师训班的师长。回来后详细阅读有关资料，乃抄录下列以供分享。】

极富盛名的我国首位女视学官锺敏璋女士，出生于中国福州，小时候在菲律宾受教育，中学毕业后，回到中国暨南大学深造，专攻社会科学，毕业后再回到菲律宾继续深造，学修外交，并考获硕士学位，本来有意在外交界大显身手，无奈当时政治混乱，局势动荡不安，乃辗转在香港与上海等地担任教职。过后随夫婿梅洪寳到彭亨州的关丹居住。1938廿受聘到甘孟（Gambang）培英学校任职，后来出任校长。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马来亚沦陷，锺女士任教的学校停办，她乃改行耕种。和平后，她策划在关丹创办中国学校，并兼任校长。1948年实施紧急法令时期，由于治安混乱，乃避居吉隆坡。1948年底，锺敏璋出任教育不女视学官，这是我国首位女性担任此职位。1949年开始视事，一直到1956年为止。在这段时期，锺敏璋最大的贡献是推动华校教师加入新薪津贴，使到教师的职位得到保障，而且改善了待遇。1956年锺敏璋女士得到奖学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院专科研究教材、教学法及心理学。1957年回国后，被委派位联邦督学团，服务了三个月，因家庭关系而调到日间师训部担任华文组主任，后又被调到首都蕉赖路师资训练担任讲师及华文组主任，1962年起担任全国华小校长假期研究班主任。1970年正式退休。（3-3-2020）

教改应从基本做起

根据《1979年内阁检讨教育政策实施委员会报告书》（也就是《马哈迪报告书》），我国教育部开始检讨小学课程，并在1983年开始实行所谓的3M教育制度的KBSR（小学新课程纲要）教改，扬言通过这个注重儿童基本教育领域的读算写新教学方式，学生个人才能将获得发展。10年后的1993年，这个小学新课程纲要又被Kurikulum Bersapadu Sekolah Rendah （小学综合课程纲要）取代，接着在10年后的2003年，又以KBSR Semakan取代，到了2011年，乃开始推出KSSR来取代之前的纲要。这些改变，有者说是为了加强效能，有的说是顺应世界教育潮流，也当然有人认为前者的收效不大，所以要用新的方法来取代之，众说纷纭，不过有个颇为残忍的事实是，还有很多六年级毕业的学生，完全没有办法掌握读写算的基本技能，不能与中学的课程衔接。

KSSR是“小学课程标准”，这据说是因为教育部后来发觉还有很多学生，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良好地掌握读写算的基本技能，于是在2006年时乃开设了“读写算技能补救教学班”（KIA2M）。KIA2M是Program Kelas Intervensi Awal Membaca dan Menulis，主要让一年级的学生可以掌握到马来文的基本读与写的技能。接着，教育部再推出ProTim, Program Pemulihan 3M, 也就是在第二阶段三到六年级实行的“读写算技能补救教学班”，然后是LINUS （Literacy and Numberacy Screening），“识字与算学”的加强。而今年，教育部为了提升4M （membaca, menulis, mengira, menaakul）即读写算思的基本技能，更是推出了KSSR，说是加强小学生的基本技能，以便学生们六年级毕业后可以顺利的衔接中学课程，达致国家成效领域。

教育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资产，逐年提升并朝向新的领域开发，顺应世界教育与需求的潮流，开发符合时代的要求是必要的。教育部追随世界教育潮流，为实现《教育大蓝图》的“全人教育”理念而进行教改是大家都能接受，必然的过程。然而，在提升教育的发展时，必须的基本要求与设施是否已经达到最起码的要求，若否，如何能把高层次的教育制度与教学法落实在学校里？有了一流的计划，也须有足够的基本设施来落实，而教育机构最基本的一环是人力资源，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来落实这些教育课程纲领，一流的方式也没有办法推行。倘若学校里的专业师资不足，还大量应用临时雇员没有专业训练的临时教师，或是任由空缺继续存在，让校方不得已必须已代课的方式来维持，试问一下，任何有效的教学法，任何能够补救提升学生的基本技能的计划，如何能够有效的进行与落实？

偏偏教育部官员在这些基本基础未能全面解决之前，就接二连三的推出大块头的超级计划，让人傻眼，也让人应接不暇。我当然怀疑，教育部怎能达到国家成效领域的基本要求。这些教改，最终是落个繁文缛节，加重教师们负担的白象工程，相信每年还是会有一批又一批读过六年级书的文盲，被送到中学去。

(刊登于《星洲日报》9-9-2014《言路版》）

为人师表

教师涉及暴力及不当处罚学生的事件层出不穷，时有所闻。前有把未交功课的学生挂铃噹递草拍照，接着又有教师对学生拳打脚踢，让人看了感到遗憾，也感叹到，怎么今天为人师表者，竟然会有如此的行为，他们在师训课程里的接受的专业训练去了那里？难道他们不知道学习必须通过爱心教育来培育兴趣？

很多教师对于学生不交功课都束手无策，而更多的教师认为，立竿见影的方法就是诉诸滕鞭的体罚，殊不知，如此一来就让学生对于学习产生了厌恶与排斥，在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学生不交功课，错不在学生，教师应该检讨，他给的功课是不是太多太难，学生是不是对于他的教导仍然不明白，是不是对于要做的功课没有兴趣，还是因为家里特殊的原因所造成？学生不交功课，失败的是教师，错不在学生。

我每次都对教师说，老师是推销员，向学生推销教育产品。世界上没有一个推销员会用藤鞭来强迫顾问购买他推销的东西，同样的，教师不应该以暴力体罚或不恰当的方法来推销神圣的教育。接受教育应该是充满欢乐与兴趣，强调欢欢喜喜来上学，快快乐乐回家去，学校是快乐的乐园而不应该是恐惧的地狱。如果学生对学习产生了恐惧不安及厌恶的排斥，失败的人是教师，因为他没有把他的工作做好，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

我国的教育法令不容许体罚学生，儿童保护法令更完全禁止虐待儿童。学校里被赋予体罚学生者只有校长与第一副校长二人，而且只限于鞭打手心，同时不得超过二下，并需要记录在案，行刑时要有人证在旁，也不得公开行刑。据我出席课程后的理解，体罚学生包括了站在课室内外、桌椅板凳上、罚拉耳朵蹲站等，这些都是被禁止的行为，尤其对女学生。一些羞辱的语言包括“笨”、“猪”等也不能用来责骂学生。这些条规，校方应该通知教师，避免彼等虐待学生，铸成大错。

从我国大学未能进入排名百大说起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的公布，再度让我们对我国大学完全不能进入百大而感到难过。教育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不但能为国家培育出杰出人才，准备接班同时投入建设，也能够塑造正确价值观念，同时潜移默化灌输并推动正面的社会风气，建设幽雅高素质的社会，培育优秀高品质的人民。

向来重视教育的我国政府，当然会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为重点发展计划，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突显出一个国家的文明进展，也在栽培人才与建设上，成为一个成功的重要指标。从最近政府对最近公布《2013-2025国家教育发展蓝图》中，就可以觉察出我国对教育的重视。我国教育部更是矢言要通过这个蓝图，加紧推行各项努力和措施，强化我国教育制度，以便在国际上名列前茅。

从资料中我们也可以读到，过去我国采取的中小学免费教育的制度，规定适龄的学童必须在7岁时进入小学接受教育，这已经迅速让我国成人的识字率急速攀升到92%，而从最近我国教育素质曾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取得第14名的位置，比排名第17位的德国、第20位的英国以及第26位的美国更佳，也让身兼教育部长的副首相更是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认为我国的教育素质已经超越了德国、英国和美国。

可是，除了未能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挤入百名之外，我国在2012年国际学生能力评估（PISA）的成绩，也从2010年的414分下滑到398分，排名从第55位退到第59位。令人感到更难过的是世界银行大马区高级经济学家弗萊德利克的评述，指出在参与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学生的表现只比印尼好，却不如一些低收入国家，而且是大幅度落后。这位高级经济学家也点出，我国的教育素质无法符合要成为高收入国的宏愿。这个评述无疑对于自认素质很高的我们来说，确是一个当头棒喝。

PISA是每3年一度的全球性评估，对于15岁学生在3项关键科目的表现作出评估。这3个关键科目是数学、科学与阅读。我国在数学的排名是52名，科学是53名，而根据报告指出，我国英语教师的英语水平非常低，尤其是小学英语教师，只有25%的小学英语教师的英语水平达标，中学教师则还能达到51%。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是，虽然我国的英文水平普遍高过其他亚洲国家，不过却呈现逐年退步的情况。

让我们担忧的不是成绩或排名不如人，而是教育部是否有采取有效的步骤与方法，来提升逐年退步的情况。排名在大学级的学府非常重要，不但关系到国际声誉，也与学术水准、行政管理与师资设备等息息相关。排名暴跌，等于是学术水准、行政管理与师资设备的不足，虽然如此，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还是認為，我国大學的水平下滑及處於劣勢，主要是因為錄取標準的種族固打制及政治干預大學的管理。新加坡因为其決策以研究為優先，英語為主要媒介及績效制的招生政策，结果讓新加坡國立大學成為一所成功、邁向“輝煌學術之路”的世界研究型大學。

这个研究报告对于我们都在揣摩我国大学排名为何逐渐退降之际，不啻解开了许多人心头上的猜测与疑问。这项由世界银行主导的研究報告据说也提到，我国中學生還未做好準備銜接大學教育。与此同时，报告也指大馬的教育系統強調死記硬背、順從及統一性，多過培養新穎及創意思維的學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育事业应该超越一切包括政治的干预与涉及，从学术与社会及国家建设需求进行实际的建设、提升与发展。倘若是因为政治的干涉让学术成绩跌落，那才是一件让人担忧，也很不幸的事。

学校应是学生的乐园

体罚学生及不妥当处罚学生通常都发生在小学里，大概是小学生服从性比较高，叛逆性比较弱，不太会反抗，比较容易控制吧。然而，体罚学生是教育法中最糟糕的方式，影响长远，而且除了会打击到学生的学习兴趣之外，更会让他在人际关系上蒙上阴影，严重的话还会让他们产生暴力的倾向。

我把体罚学生定义在对学生肉体与心灵的不恰当处罚，除了鞭打掌掴之外，也包括了罚站在地上、桌椅板凳上，或是教室外，当然也包括了处罚学生自拉耳朵蹲站，罚跑操场，甚至是以粗俗语言，包括以动物或侮辱性的语言来形容或责骂学生。很多从事教育者的同道都或多或少的喜欢用一些体罚来教育学生，那是因为体罚往往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些不交功课的学生就会经常遭受教师的体罚，这是很不恰当最糟糕的教学法，会直接握杀了学生的求知兴趣，摧毁了他们学习的乐趣。

以前在一个课程里，一位讲师提到华人子弟上课的情况。他说，华校的纪律非常好，校园里很安静，只能听到朗朗读书声，教室里面能听到的是老师的“安静，安静”喝声，学生们都悄然无声。他说，表面上是很好，但他不喜欢，因为他要看的是活泼有生气，让学生感觉到乐趣的学校，如果是太守纪律，那是军营。他说，华人子弟在很多场所都保持非常安静：不敢讲话、不敢发表意见、不敢反抗、不敢出声，这就是从小就在“安静，安静”声中长大的孩子：内向、没有主见、畏缩、胆怯、羞涩。

很多同道都不晓得，体罚学生在教育法令下是完全禁止的。一所学校只有校长跟他授权的第一副校长可以鞭打学生，而且仅限男生，可以打的部位是掌心，不可以超过4下，并且必须记录在案。儿童法令更完全禁止鞭打儿童，鞭打儿童可以被视为虐待儿童，被控上法庭。

不管怎样，打人就是不对，体罚就是伤人，伤人就可能要面对法律的制裁，不得不小心。以前的“教不严师之惰”要求教师严格体罚的教导是冬烘迂腐的作法，已经不适合今天的教育方式。今天的教学法应该让学校成为乐园，让学生欢欢喜喜的来上课，快快乐乐的回家去。教学是要有耐心跟毅力，就像推销员在推销产品一样，教师应该像推销员一般，用说服教育的教学法，把教育推销出去。倘若动辄就用体罚的教学法，恐怕教出来的不是“安静”学生，就是暴力学生了。

（刊登于4-3-2014《星洲日报》《言路版》）

学生安全与食堂管理

近日几位关心教育的朋友突来问我关于学生与食堂管理的问题。这些朋友都是基于我的“专业”而来询问我，显然的很多学生，包括了一些家长对于这所学校的食堂及学生的管理持有非常不认同的立场，他们认为校方是在约束他们的自由，是为了赚取利润而限制学生的用餐自由。

一些人认为学校禁止学生外出，不准学生在外面用餐是为了让学校的食堂增加利润，他们认为食堂的食物不合口味，卖得贵分量少，学生应该有自由到外面用餐，学校不能禁止。另一方面，也有人质疑，校方把食堂收回经营的作法，可能是认为学校用这种方式谋利是不应该。

我在教育界服务超过了35年，向来知道不论是家长或董家教，就连教育局都非常重视学生的安全。一个学生一踏入校门，他的安全自然就落在校方的肩上。就连这个学生在课室里的安全，也要校方全权负责，这是每个人都知道认同的事实。所以，没有一所学校会准许学生随便外出，尤其是出外用餐，就连教师要外出都必须填表格申请，校方准许后才能踏出校门。校方禁止学生外出用餐，主要是为了学生的安全，避免学生踏出校门口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意外可以是交通事故、可以是因为用餐而食物中毒、可以是与损友一起、可以是逃学吸毒抽烟打架等等，许许多多预料不到的意外都会发生。当意外事件发生后，承担的责任就会落在校方的肩上，不管是责任或法律，校方都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另一方面，校方也不可能可以控制得了外面食物的品质、卫生、营养与种类，在校园内，校方就可以严格且有系统的监督，确保安全。

我国的学校食堂一般上都是外包，让经营者承包，而租金的收入，不是纳入政府的学校户口就是董事会的户口，再用回学校，用回学生身上。董事会把食堂经营权收回自己经营，只要经营得法，管理得当，卫生与营养都好，再来把利润回归学校的运作，我认为并无不妥之处。重要的是，校方成立的食堂委员会要经常的监督、检讨与评估，确保各方面品质的优良。

（刊登于21-2-2014《星洲日报》《言路版》）

重视教师所面对的压力

对面邻居邱先生清晨外出，车子被一个教师邻居撞得毁坏不堪，看来冲击力不小。另一位邻居告诉我，那位肇事的教师是因为学校里来了督学团，压力太大，结果精神恍惚才肇意外。她也告诉我，不久前一位教师也是因为督学团来学校视察，压力太大导致精神恍惚，结果把孩子遗留在车里闷死，导致悲剧的发生。

我在教育界的时候，也很不喜欢督学。当然，督学团有他们的任务，有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要视察教师们是否有认真工作，学校行政是否有乖离差错，在本意上是起着监督与督促的作用，也含有督导与教育的用意。问题是，很多督学都是吹毛求疵，洗垢求瘢，且喜欢当众批判挑衅，让教师们难堪。

我在掌校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尽职的临时教师，由于她的语文程度及工作态度好，而且对于引导学生，尤其是参与活动的训练非常的尽心尽力，所以我委她为华文科目的主任，她也欣然接受而且非常称职。督学团来了，说临教不可以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要换人。居然督学如此指示，当然是要换人，不过我要求督学在开会时不要当众宣布同时避免批判这位临教，督学要满口答应。谁知道在开会时，这个督学不但没有遵守诺言，还很狠狠地训了那位临教一顿。后果是，那位临教马上提呈辞职，学校损失了一位尽职的老师，还添加了一个空缺，一直到年底都无法填补。

很多人羡慕教师的工作，说才工作半天，殊不知道，教师除了要教书，要准备教材，要依据教育局的指令，多做很多文书的工作。最近就有一些教师告诉我，她们往往要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上网输入教育局要的资料，因为白天经常不能上网，不然就是不能输入资料。这些是有形的工作，无形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舆论的压力、家长的压力、董事会的压力、地方社会的压力、校方的压力、教育局的压力，而最让教师们感到压力的，就是督学团。

督学团一来到，不单是教学记录要清楚记录，而就算你的教学记录写得很详细，督学团照样能找到弊病，接着下来还要面对督学进班的视察。在整班学生目光炯炯下，督学的存在除了让学生好奇外，他们或多或少会有那种幸灾乐祸与同情的心态，要看老师怎样应付？当然这肯定会让教师感到浑身不自在，不过这是工作的一部分，自然不能质疑。当年我的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准备出丑的小丑，非常尴尬地企立在学生眼前，扮演着一出出一点都不好看的戏目，既紧张又难堪。因此，督学到来所引起的压力，确实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的。

督学团之所以会引起的压力，包含了紧张与恐慌，那是因为督学团似乎永远在指出错误，而如果督学团可以以鼓励、赞许、褒奖与激励的方式，我相信会更能激愤教师的服务精神，不会让他们感觉到压力，也不会那么悸怕督学团的到来。教师们需要的是激励，不是压力与指责。我们看到许多行为偏差乖离与暴力的教师，或许是因为他们承受不了压力的关系。既然要有教育大蓝图，要有重大的改革，这方面就不应该被忽略掉。

（刊登于7-10-2013星期一《南洋商报》《言论版》《教育视窗》）

华小合并的问题

十多年前的时候，当我还是笨珍校长联谊会的主席时，有某个州级的教育局官员突然联络我，要求我寻求说服董家教把笨珍县内某蚊型学校迁到新山县去的可能性。当时我却被一句“民族罪人”震慑住了，吓得连提都不敢提。局势的变化无常多端，后来迁校竟然成为维护与保住华小的最佳途径，这是当年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华小今天的两极化，城市学校急速爆满，缺乏学习空间与课室，一些华人密集的城镇却不能建设新的学校，而乡镇学校学生人数急降，蚊型学校更是面对没有学生来源的窘境。这种窘境也不一定是蚊型学校，一些大型的乡镇学校，也要面对学生人数萎缩的局面。这种局面，在一些两校都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情况，就往往就会引起了一些招生的纠纷。这种局势的变化，显然与人口老化、迁移与及生育率下降有着密切的关系，看来华社无法解决这些面对的问题，就应该想办法不让原有的学校被合并被关闭。

柔佛州利民达教育基金会主席郑玉贤就建议，把共用一个校地的利民达一校跟利民达二校合并为一所更大型的小学。乍看之下，让人吓了一跳，因为，在华社大力反对合并蚊型学校大建议的时刻，这个建议确实让人大吃一惊。其实，郑先生是一番苦口婆心的呼吁，他是希望能将学生集中在其中一所学校，再把另一所迁往有需要华人密集的城镇。我倒认为，这是一个高瞻远瞩，值得考虑的建议。

我个人非常同意这位前村长的建议，就以笨珍市区来说，培群一校、二校与乐山都集中在一起，学生人数急速从大型降到小型，就算也是新村的北干那那的育民一校与二校，也从千人急速下降，从大型逐渐下降。两校一个屋檐的纠纷与竞争无可避免，倘若集中发展其中一所，将另一所迁往其他有需求的地方，不但能够保住学校的存在，可以集中发展学校，还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纷争与竞争。除此之外，更解决了有需求华人密集却不能建校，学生必须劳车顿舟到外地去求学，或是被逼就读马来学校。

在一些华人密集的城镇，要兴建一所新的华小谈何容易，既然不容易兴建，就要保留。然而，要保住一所华小也不简单，以过去的经历，关掉一所就是少掉一所。与其被关闭被合并，为何不预先迁往有需求的城镇，惠及莘莘学子？

(刊登于《南洋商报》1-10-2013《言论版》〈教育视窗>)

兄弟阋墙谁得利？

董总、教总与华总终于撕破了脸，一场让亲者痛仇者快的兄弟阋墙就这样展开来，确实让人感到痛心。董总、教总与华总都是华社强又有力的支柱，历来都是三足鼎立，为华社的教育问题贡献了非常巨大的力量，这次在关中问题上的分歧，突然撕破了脸，不但让华社痛心愕然，恐怕也会为有邪恶目的者制造机会。三大力量如果合心，其力可断金，三大力量如果分散，就恐怕会让有心人有机可乘。

目前我国独立中学的存在，显然是当年教育政策的突然改变，让当年的华文中学不得不随着政策的改变而改制，华社为了让华文中学能生存下来，不得不自力更生，让华文教育能够一脉相承，没有消失掉。而这些年来，难得华社热爱民族教育的各阶层人士，出钱出力，独立中学不但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的茁壮，这种精神必须给予保留，同时更值得持续下去。华社能在这方面坚持不懈，那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共同的目的，也是大家合作团结一致的推动力。

在这个进展的过程中，南马一带的独中比较趋向完整华文教育的传承，中马与北马的独中也鼓励学生参加政府考试。如此一来，似乎默默中独中的制度在自我定形。许多为人父母者，希望孩子们就读华文中学，也希望他们多考一张政府文凭，将来多一个出路，这是人之常情。一些独中鼓励甚至在校内设政府考场，也是希望学生能更有出路，这也不为过。然而，必须有一定的原则，保留最低的底线，那就是必须以华文授课，媒介语一定要是华文。

董总的坚持有他的原因，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都会怕草绳。董总要白纸黑字的保证，一点也不过分。我个人的意见，也认为白纸黑字的保证是最实在的。然而，今时今日要得到批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中的批文相信也是因为局势所趋，也在各方的努力争取下，才能顺利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因此，关中的董事会希望可以通过边做边修改批文，这也是权宜之计，相信也是希望关丹一带的学生能够早日有一所学府可以就读，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做法。当然，有人会要坚持原则，有人要尽快落实，避免夜长梦多，意见的分歧是一定会存在的，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力量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关中必须尽快办起来。因此，在大前提下，为何不坐下来商讨？

能够领导显然必须要有智慧，既然有智慧，当然也会知道，兄弟阋墙，只有有心人获利，却让大家恶脸相向，更让亲者痛仇者快。难道说，这是大家想要看到的局面？我想，华社绝对不会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刊登于10-6-2013 《南洋商报》言论版）

华校特有的隐忧

不久之前引发的“具华文资格的马来教师到华小执教”课题，似乎引起了一些人的警惕，林连玉基金会署理主席刘锡通就认为必须谨慎处理，避免被有心人有机可乘，把华教标签为“种族主义”教育。他也说，华校或淡米尔学校并非“华人”或“印度人”的学校，门户永远开放，欢迎任何族裔学生入学。所以，任何族裔但具备华文资格的老师，同样的也必须接受，前提是教育部不能改变母语学校的本质。

其实，这种局势的到来是迟早的事，而日后更可能出现友族教师担任华小校长与副校长的高职，相信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事，而这也正是华小面对许多特有隐忧中的一项，且如果要追究责任，华小的华裔教师虽难辞其咎，教育部升级的制度更是问题的症结点。

众所周知，每一所华小都由校长与副校长来领导与策划，这些高职通常都是从资深望重的教师里挑选出来，而教育部每年都会要学校里的资深老师提出申请，经过筛选后给予委任。资深教师的升级是从副校长职位开始，问题就出在教育部的制度是升级往往必须外调，有些还会被外调出县，到相当远的地方去升级担任副校长。另一个问题是升级后的薪酬往往是相差不过几十块钱，为了几十块钱，要舟车劳顿，每天来回奔波，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的事，尤其是女性教师，要她们为了区区数十块钱远离家庭到外县去升级，还要面对人地两生疏的情况，她们绝对会感到犹豫不决，且踌躇不前。

就是这个原因，让很多成功申请的教师，拒绝升级，致使华小的副校长高职，经常常年累月没有填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具备条件与资格的资深教师，都不愿意提出申请，更何况，教育部还有一个加薪升级的制度叫着Time-based Promotion（时基升级），只要执教年资超过8年就可以在原校跳级加薪。在这样的制度下，除非是胸怀大志的教师，不然都会希望经过时基升级的制度，不必被外调来升级加薪。这就是华小副校长职位永远填补不了的原因，这也正是华小特有的隐忧。

没有教师来填补副校长的空缺，日后校长的空缺将由谁来填补？当友族具有华文资格的教师在华小成为资深教师而被擢升为副校长，然后掌校，谁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拒绝他们？尤其是，华小眼前阴盛阳衰的情况，女教师的比率远远超越了男教员的数目，女性教师对于家庭与职业孰为重？她们是否会为大局着想，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些特有的隐忧，值得华社去探讨研究与解决，总比担忧具华文资格的马来教师到华小执教更为重要。

（刊登于6-1-2012星期日《南洋商报》《言论版》）

受师生欢迎的精明教室

精明教室在南马一带，已成为众多华小竞相设立的新目标。全柔215所华小中，至少有33所或是15%的华小已经设有精明教室，尤其以笨珍县居多，蔚然成风，似乎就是优质学校品牌的代表。

精明教室其实就是多媒体教室，采用电脑辅助教学，设立精明教室的风气可追溯至2000年教育部定下要在2020年创立精明学校的宏愿，教育部自那时起在全国各地的全津贴学校建设电脑室，随后又设立学校网络，让全国学校可以追随潮流，朝电脑化科技化教学迈进。

增加学生上课乐趣

精明教室采用电脑辅助教学，既有声有影，同时采用大量的网上资源辅助教学，学生在精明教室上课，有精彩的教材辅助，不会感到枯燥与沉闷，相反的，影音的教学比教师的舌灿莲花更吸引人。大量的网上资源，可以源源不断的参考，学生所触及的范围与知识会更广泛。除此之外，学生也可以应用电脑操作的作业方式，减轻书包重量的负担。

精明教室虽好，设立也不难，只要有资金就可以了，但在维修与教材的补给方面，就恐怕必须依赖教师的编写，私人电脑公司的提供了。资讯科技的维修与保养需要专门人才，教育部的电脑室有专人按期维修与保养，如果需要修理也有专人上门处理。

校方自行设立的精明教室，教材方面依赖教师，除了加重教师的工作量，也未必每一个教师会拥有电脑专门的技术，可以编写或维修，倘若依赖私人电脑公司来提供、维修与保养，那将又是另外一笔开销，恐怕不是每一所学校都能够负担的来，结果还是必须转嫁予家长，增添家长的负担。

须有长期周详策划

缺乏周详策划而一窝蜂设立精明教室，是否会像之前的电脑班一样，最后沦落成为学生玩电子游戏与学画些简单的画画而已？这类不便宜但确实对教师与学生的教与学起着非常巨大帮助的高科技教学法，是应该让政府的教育部去推动、执行与落实，才能持久性、有策略性、有步骤与方针去进行这种新颖的教与学。

蜂拥设立精明教室，没有长期周详的策划，没有足够拥有多媒体技术与知识的教师与专门人才，最后将变成你有我也有的虚荣追寻目标，成为树立表面品牌的工具，最终将成为加重教师与家长负担的累赘。

(刊登于5-11-2012《南洋商报》《言论版》）

准许学生携带手机上课

我国教育部之前宣布正在草擬2012年教育條規（學生紀律）。在这个新條規下，學生獲准攜帶資訊通訊工藝產品，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到學校上課。教育部副部長魏家祥說，預計這項新條規將於明年新學年正式落實。当然，該部也会制定指南，以規定學生在特定情況才可使用資訊工藝產品，避免影響課堂上的教學。

学生携带手提电话到学校，之前确实曾经引起各方的注意，并在教育部明文规定下被禁止了。如今，教育部自行再次重提这个课题，而且准备全面允许学生携带手机上课。为何突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教育部说，这是迎合时代的需求，也是基于学生安全的考量，方便家长可以检查孩子的行踪。

学生可以携带平板电脑，甚至手提电脑到学校上课，说是用来做功课，上网查询资料，这些都能够让人接受，虽然平板电脑与手提电脑或智能电话一样可以玩游戏，可以打电话。携带手机就会让人质疑能有什么正面的作用。何况，学校必定有电话，除非学生逃学，不然以学校的电话自然可以联络到。

教专就在针对这个课题对教师进行了一项问卷，竟然发100%的教师表示完全不赞同允许学生携带手机到学校！教专主席披露，从反馈的2万份问卷中，没有人赞同允许学生携带手机到学校。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最接近，对于学生的行为举止当然比教育局官员来得更清楚，学生携带手机上课，难以想象他们会有精神与集中的精力来上课，也难以想象可以避免且不会干骚到上课的次序与情绪。当大家都集中精神在上课时，突然手机响起，就算教师禁止同时要学生将手机调去静音，谁能保证学生不会偷偷摸摸的打电话、听电话、玩游戏，甚至用手机来作弊？以今天年青人热衷于玩手机游戏与面子书的热潮，要携带手机的学生在课堂里不触及这些，恐怕不容易。

另一方面，手机推陈出新，日新月异，各种不同类型不断推出，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年轻人喜新厌旧，必然追着换机，同时又喜欢显耀，久而久之，就会养成追逐虚荣不健康的心理，对父母来说也将是一个负担，同时也是养成一种不良习惯的嬌寵。教师们在反映不赞同的反馈中，就表示不喜欢这项建议，因为除了会发生学生在校内滥用手机的情况之外，也会让人担心学生拍摄或下载负面的照片，以及校园内会发生手机失窃案件。显然的，教师们担心在坏的一方面来说，难免有一些因为能力问题无法买手机，或是一些顽皮或贪婪的学生萌起将同学的手机占为己有而不惜去偷窃。如此一来，准许学生携带手机到学校，是否等同鼓励某些特殊的学生产生犯罪的冲动，为校园制造更多的问题。

倘若政府认为今天的学生应该追上时代，我的建议是，政府免费为每个学生提供性能受限制，可以上网找资料，可以与固定的对象通讯的平版电脑，这样一来就确实能够让学生追上时代，也让他们可以接触到高科技资讯工艺产品了。

(刊登于20-10-2012《南洋商报》《言论版》)

漏夜排隊报名独中学额

麻坡中化中学办理新生注册手续，许多家长漏夜排队报名争学额，这是之前没发生过的事。600名家长漏夜排队等着争取320个有限的入学名额，超过280名报读的新生缘悭门外，让好多家长大失所望。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因为龙子龙女的关系，华人父母都喜欢选择龙年来生育龙宝宝，龙孩子一多，什么事都必须互相竞争，所以才会发生连报读独立中学，都需要漏夜排队。我却不以为然，漏夜排队报名争学额，不是因为华人父母怕输。华人虽然现实，却非常关注孩子的前途。华人父母重视子女的教育，可以从我们都相信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不管如何困难，都会尽量把孩子送去受教育的信条看出来。父母亲送孩子去受教育，最主要的就是要让孩子们日后长大，能够有很好的出路，有不错的前途，最重要的是，日后是否能够修完学业。

南马家长漏夜邻国报名

可是，当年我们的孩子要进入大学比登天还难，除了必须要有非常标青的成绩外，还要面对固打制的限制。这也就是为什么从独立中学这些年来，每年报读学生的人数，只占了学生总人数约10%。因为很多父母都迷信，只有政府的学校才有美好的前程。

这个迷思不是杜撰出来的，多年前新马分家后，南马地区很多
家长漏夜到邻国报名，甘愿付出高额的捐款，昂贵的学费，让孩子矮化少读一两年，让他们要早起晚归每天必须披星戴月，在凌晨时分就摸黑一路在交通工具上睡到学校去，为的是相信新加坡的教育系统，可以公平的给他们的孩子一个大学的学位。家长们放着本地的华文中学不读，却甘愿让孩子受尽了折磨，但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家长们的苦心跟无奈。

扩建华文中学应付需求

今天，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而且也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当地开放的政策，中文成为世界上最夯最多人学习的语文，政府承认大陆的学位，也放松了录取华裔学生的限制，本地政府大学已经不再是学生的唯一选择与出路。

很多家长都了解到，接着下来的21世纪是中文热门的世界，要能够有非常美好的前途，看来必须懂得方块字。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华文中学会出现漏夜排队报名争学额，甚至彼岸的学子，也都纷纷越过长堤来报读华文中学。可以预期的是，华文中学有朝一日爆满，所提供的学位不敷家长的要求，相信这将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事实。

因此，华社有必要未雨绸缪，在不能得到政府的承认与协助下，协助华文中学扩建同时面对急速发展的到来。这才是上上的良策。

(刊登于8-10-2012《南洋商报》《教育视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