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珍典故与历史


北干那那成为新村的由来
 
       北干那那位于纬度1° 31’ 12”,经度103° 31’ 11” ,距离笨珍市区16公里,处于面积约11,965公顷的巫金彭加兰与日郎峇都 (Mukim Pengkalan/ Jeram Batu) 范围内,面积约859.7公顷,人口约15,000,是我国最大的新村之一。北干那那距离新山27英哩(约43公里),因此北干那那也被称为27碑。由于所出产的黄梨曾经占我国总出产量的绝大部分,致使我国名列世界黄梨第三大出产国,因此在实施移民政策,把周遭的村民移进新村时,就把本来称为27碑的新村,命名为北干那那,意为黄梨之乡。
        北干那那新村是1950年,英殖民政府采用为对付马共的移民政策,而根据毕礼斯策略(Briggs Plan),设立了452个新村其中的一个。这些新村的设立是用来迁移及集中约束散居于芭地里被殖民地政府称为“垦耕者”(squatters)农民的时候而设立的。Squatters其实真正的含义是非法占据政府或私人土地的垦耕者。19世纪初,殖民地政府需要大量的矿工与胶工,而在松弛的移民法令以及家乡生活困苦的推动下,大量的华人涌入马来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4 - 1918年),由于局面动荡不安及不稳定,很多华族同胞失业或被遣送回去,但大部分都留下来开垦,成为殖民地政府所指的“垦耕者”。
        在当时英殖民地的时代,所有的土地都由州行政机关来管理,土地转让尤其是转让予华族非常不容易,于是出现了所谓的TOL:临时居住准证(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se)。拥有者必须每年更新申请,这种准证制度,今天还存在着。后来到了1918年战后,虽然行情有些改变,可是接下来的经济不景气,导致失业率攀高,然而人口却继续增加,到了1940年时,垦耕者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5万人。
        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南侵马来亚,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才正式投降,马来亚的人民渡过了3年8个月苦难的日子。其时,早已经在1930年4月间在瓜拉庇劳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MCP),在抗日期间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协助盟军对抗日军。在这段时期,马来亚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沦陷后的马来亚,华人是遭受日军残酷对待的族 群。为了反抗日军的残暴,滥杀无辜,抢夺财物、迫害、侮辱、杀害甚至奸杀,很多华人选择加入游击队及较有组织和规模的马共所组成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向日军开战并抵抗日军的侵入。日军杀害行动引起华裔对日本人更进一步的憎恨,有些甚至进入森林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攻击在马来亚及新加坡展开大屠杀的日军。另外一些华裔居民则避开搬迁至偏僻乡区安居。垦耕者的人数也因此大量增加。在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期,抗日军得到一些华裔垦耕者供应食用品,医药,情报的支持,一些村民甚至加入成为抗日成员。
         日军投降后,英军于8月重回马来亚,恢复殖民统治,国家经济渐入佳境,大约100,000名垦耕者又搬回原地居住及复职。另外一些垦耕者却认为耕种更能带 来盈利,于是继续在森林地带偏远的芭地上耕种。马共受到英殖民政府承认成为合法政党,开始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其影响力迅速的在民间蔓延,尤其是在各工会的组织里,更是如燎原野火。然而马共的斗争目标是要摆脱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在马来半岛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或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反殖民主义的行动,导致在1947与1948年时,英政府采取压制工会运动的行动。而在其时,全国的垦耕者的数目超过了30万人,散居在偏远的芭地里。
        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马共转入地下武装对抗,英殖民地政府于是在6月18日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在这段时期,马共在森林里进行游击战。到了1950年,马共活动变本加厉,更进一步的威胁英殖民政府的地位。1950年3月,毕礼斯将军(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被委任为行动主任,负责草拟剿马共计划。他认为要对付马共威胁的唯一途径便是把垦耕者移殖到新村,切断马共所能得到的供给。于是他拟出“毕礼斯策略”(Briggs Plan),把散居在森林边缘及偏远地区的村民,全部移居集中在新村里。英殖民联邦政府与马华合作,在 1950年至1954年期间,总共建立了数百个新村,也移殖了接近50万的村民。到了今天,根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还有450个新村,根据2002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新村里的人口达1百25万,占华族总人口的21%。Ulu Bendol新村已不存在,而巴西富地(Pasir Putih) 则已经被怡保市接管,不再是新村。
        英殖民地政府在落实“毕礼斯策略”时,以高压的方式,强硬将居住在偏远地带的华裔居民集体迁移到被规划的新村地带,以便切断马共的供应线。于是,大量的乡区居民被迫放放弃家园以及离开赖以为生的耕地及胶园而被逼迁入“集中营”似的新村。当局把这些新村规范成一排排,一列列,有的屋地较宽,有的则鳞次栉比,然后 再用铁刺网把全村团团围住,四周设有碉堡式的哨战,进出口处有检查站,高高堆起沙包,以防马共偷袭。在这段期间内,“毕礼斯策略”以军警的强硬作风,在村民怨声载道声中雷厉风行地推行,在3年内(1950年6月至1952年12月)完成了绝大部分的迁移计划,这就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搬迁,华人新村也因此而诞生。北干那那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诞生,成为笨珍县内唯一的新村,是我国最大新村之一。
        “毕礼斯策略”采取两个策略:迁移 (Relocation) 与重组合 (Regroupment),同时援引下列的原则:1。设立的新村必须在大路或主要交通道路上,2。必须考虑到日后居民的经济来源因素,3。新村内的一英亩土地内不得规范超过6间屋子,4。被移居者必须在不超过2到3英哩范围内拥有土地,5。被移居的园丘工人工作地点不得超过2英哩。
         被规范的新村有下列各特点:1。新村内的屋子都是木屋,锌板屋顶。2。村内都是红泥路。3。村外四周用铁丝网围绕起来,村前村后各有一个栅门供出入,也方便军警的检查。4。村民的粮食受到以粮票制度的管制,一些新村村民甚至要吃“大锅饭”。5。村民耕种地点与时间受到限制,栅门在早上6点开放,下午6点关闭。6。村民外出耕作时,只可以携带10根香烟及食水,不得携带食物与药物。7。出栅门时须接受军警与警卫队的检查。8。村民来造访的亲戚,必须向道路代表呈报,填具表格,并将一张记录卡展示于墙上。9。粮食的配给,每个星期成年人可以获得5斤的米粮,女人4斤,12岁以下的小孩3斤。
         目前,柔佛州还有84个新村,其中11个在新山县、古来县9个、峇株吧辖县13个、丰盛港3个、昔加末县13个、居銮县12个、蔴坡县19个、哥打丁宜县3个。笨珍县只有一个,就是北干那那。
         时至今日,新村已经脱离以往的形象,尤其是北干那那,在前马华总会长,我国前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斯里黄家定、道道地地本村人的黄日昇副部长、郑文贵村长、林敬和县议员及吴荣祥县议员的配合下,以打造一个更美好北干那那为目标,如今的北干那那新村经已是一个民生设备齐全,繁荣及发展的市镇,更是笨珍县内最大的市镇。



北干那那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华校
     
       众所周知,北干那那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经过了两次的浩劫:1942年日本南侵的3年8个月灾难,以及战后黑区与紧急法令的移民政策,邻近周遭居民被逼迁入新村范围内。结果,在这两次的灾难中,在战争中被摧毁,或是因移民政策被搬迁,北干那那区内共有八所学校,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学校单位是文教机构,在保留校史方面,通常校方都会保留得相当完整。然而,那些在日本南侵战争中被毁掉,战后或因没有复办,或是与其他学校合并,或是自行停办的学校,就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另一方面,因为英国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而实施的移民政策,设立了北干那那新村,造成一些周遭的学校因合并或迁移而消失,也让这些学校的记录与文献,都化为乌有,荡然无存。这对于研究北干那那近代史,以及撰写笨珍史实者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损失。对于哪些创校先贤的付出跟贡献,也非常的不公平。这些消失了的学校,所有的记录或毁于战火的蹂躏,或因无人打理收藏而被丢弃,或因日久虫蛀及不受重视而毁掉。现在要还原这些历史,恐怕只有依靠老一辈的口述历史了,而且日子越长久,就会因为老一辈的逝世而不容易找到,且会因为日子长久,记忆模糊而与事实有差距。
         北干那那是1948-1960年间政府实施紧急法令时设立的新村,把周遭从34碑开始到24碑所有居住在芭地里的农耕民,一律迁移到新村内。在这之前,邻近一带的华人都散居于附近的园丘与芭地里,以耕种为生。为了让这些农耕民的子弟能够接受基本教育,许多设备简陋的学校纷纷设立起来。战后或因为战火的蹂躏,以及因为英殖民地政府实施移民法令,征用四周土地来迁移及安置受影响的村民,不得不陆续停办,并合倂在目前的育民学校或是侨民学校。这些消失了的学校计有:培华学校、崇实学校、平民学校、南强学校、华侨学校、育华学校、启蒙学校,以及育民学校前身的中华学校。中华学校是北干那那侨领在战后复办被战火破坏的华侨学校及南强学校,设在沙哇路日军所建的黄梨酿酒厂内,改称中华的学校。过后因为英殖民地政府实施移民法令,建设北干那那新村,把邻近村民从偏远地带迁移到固定范围,移民部遂划定现址为新校址,并拨款4万元作为兴建新校舍部分经费。中华学校爰迁至现址,定名为育民学校。如今育民学校一分为二,育民一校现在是笨珍县规模最大,是本区村民引以为荣,拥有一千多名学生的学府。
       战前在离开笨珍市区约3英哩的34碑,设在一位人称“成基姆”园地附近,有一所培华学校。这已不存在的学校,当年是由张亚细、柯亚松,以及矮阿看所创设的。这所因战争而被彻底毁掉的学校,战后就已经荡然无存。目前,与这消失了的学校同名的华校,坐落于龟咯路的南峇村,在1945年创办,至于是否是从34碑迁移过来者,就有待考察了。
        规模比较大,设在路旁的是33碑的崇实学校。这也已经不存在的学校是建于当地殷商来伯的园地上。主事人据说是柯声科、柯声合及阿来。据知,崇实学校的校名,还是由陈兆清所取及撰写者。当然时至今日,学校早已不存在,而邻近地区这些停办的学校,不是合倂在育民学校,就是合并在目前35碑,由王令贤先生联合陈永求与苏看有,在1947年创立的侨民学校。
        设于32碑巴力雪兰莪的启蒙学校,建于是时沈明兴住宅的附近,由陈兆祥、沈古成、沈来兴及沈溪等人主事。过了北干那那那的29碑,是另外一由一对夫妇合创的育华学校,设于当地大伯公庙后的芭地。这对夫妇在日本南侵时,不幸被日军杀害。这两学校停办后,也跟上述两学校一样,被合併到育民学校跟侨民学校。龟咯附近的咸水港村,目前还有一也称为启蒙的学校,唯这华小历史悠久,创办于1927年,当然与32碑巴力雪兰莪的启蒙学校不会有什么牵连。
        华小是延续我中华文化的场所,保存每华校的史实,不论是还存在还是已消失都是华社一项珍贵的资产,后代明鉴及追根究底的源头,应予于还原及保存,这是作者寻根问底,撰写本文的原意。